门开了，凯蒂觉得那扇门不像是被人打开的，而像是它自己沿着门枢往外转开的，修道院院长随即走进了这个小房间。她在门槛处站了一下，看了看笑嘻嘻的修女和瓦丁顿那张皱巴巴又滑稽好笑的脸，嘴角上浮现出一丝肃穆的笑意。然后她走上前来，向凯蒂伸出了一只手。

“费恩夫人吗？”她用英语问道，虽然口音很重但发音很准确，接着她微微地躬了一下身子，“我很高兴能认识我们那位善良勇敢的医生的妻子。”

凯蒂感觉女院长大方地用审视的目光久久地打量着她，目光很坦率，所以并不显得失礼。你会觉得这位女士的本职工作就是评价他人，所以从不需要耍什么花招来遮遮掩掩。她端庄而亲切地示意客人落座，然后自己也坐了下来。圣约瑟修女依旧笑眯眯的，但是已经安静了下来，站在院长身旁稍微靠后一点儿的地方。

“我知道英国人都爱喝茶，”院长说，“我已经命人去准备了，但让我感到抱歉的是，这是按中国人的风格冲泡的。我知道瓦丁顿先生更喜欢喝威士忌，但我恐怕没法儿满足他。”

她微笑着，庄严的眼睛里带了一丝调侃。

“噢，别这样，嬷嬷，你这样说得我好像是个老酒鬼一样。”

“我倒希望你能说你从没喝过酒，瓦丁顿先生。”

“我任何时候都能说我不会喝酒——只会喝醉。”

院长笑了，然后将这句俏皮话翻译成法语说给圣约瑟修女听。她用友善的目光看了看瓦丁顿。

“我们得体谅一下瓦丁顿先生，因为有两三次我们一个铜板也没有了，不知该如何养活那些孤儿，是瓦丁顿先生资助了我们。”

此时那位给他们开门的皈依者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上面放着一个茶壶和几个中式茶杯，还有一小盘被称为玛德琳蛋糕的法式甜点。

“你们一定得尝尝玛德琳蛋糕，”院长说，“是圣约瑟修女今早特地为你们做的。”

他们聊到了一些稀松平常的事情。院长问凯蒂在中国待了多久，从香港到这儿来的一路上是否很劳累，又问她是否去过法国，有没有发现香港的气候很让人难以忍受。都是一些琐碎的话题，但气氛融洽，在这样的氛围下，仿佛是遇到了一位特别的救世主。会客室里极其安静，所以你很难相信自己正身处于人口稠密的城镇中心。这儿很平静，但瘟疫还在肆虐，人们惊慌失措、坐立不安，掌控大局的是一位强硬却又像是土匪一样的军官。修道院院墙里的医疗室内挤满了染上疾病、奄奄一息的士兵，修女们收养的孤儿也已经死去四分之一。

凯蒂也不知道自己为何有些感动，她观察着这位相貌端庄，对她嘘寒问暖的女士。她穿着一身白衣，教服上唯一的色彩就是那颗绣在胸前的红心。她中等年纪，不过很难断定她是四十来岁还是五十来岁，因为她光滑、苍白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但从她那端庄的举止和其散发出来的自信，尤其是那双干练、漂亮，却略显消瘦的手，你便知道她已不再年轻。她的脸长长的，嘴有些大，牙齿大而整齐。她的鼻子虽然也不小，却也精致、敏感。她的眉毛又细又黑，而正是眉毛下面的那双眼睛让她的面容带上了强烈的悲剧感。这是一双黑色的大眼睛，虽然算不上冷淡，但她那镇定坚毅的目光还是很有信服力。一见到这位院长后，你便会认为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但立马便会意识到这位女士的美其实源自于她的性格，所以她会随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越发美丽。她的声音低沉而克制，所以她不管是说英语还是法语都不紧不慢。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在基督教慈善机构里历练出来的威严气势，让你觉得她属于发号施令的人。他人的顺从对她来说再自然不过了，但她还是会谦逊地接受。你也能看出来她已经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在教会的权威。但凯蒂猜想，尽管她态度严肃，但她还是能耐心地包容人性的弱点。在瓦丁顿厚着脸皮胡说八道时，她脸上还是带着端庄的微笑，所以不能说她完全不懂什么是荒谬可笑。

不过凯蒂隐约感觉她身上还有另外某种品质，但又说不清楚是什么。院长优雅的举止让凯蒂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局促不安的女学生，而正是这种品质让她们之间有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