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瓦丁顿手里端着一大杯威士忌苏打水，和凯蒂坐在一起聊到了修道院的事。

“院长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女人。”他说，“修女们跟我说，她出身于法国的某个名门望族，但她们不肯告诉我具体是哪个家族。她们说院长不希望别人谈论她的家族。”

“你要是很好奇，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她？”凯蒂微笑着说。

“如果你认识她，你就不可能问她这么唐突的问题了。”

“能让你如此敬畏的肯定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

“我受她所托当个传话筒，她要我问你——当然你可能不愿意冒险进入瘟疫的中心地区，不过，你要是不介意，她很乐意带你参观一下修道院。”

“她真是太客气了，我都没想到她还知道我的存在。”

“我提到过你——我每个礼拜都会过去两三次，看看能帮得上什么忙。而且我敢说你丈夫也和她们提过你。她们对他推崇有加，你可得有点儿心理准备。”

“你是天主教徒吗？”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恶意的光芒，那张有趣的小脸都笑得皱了起来。

“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凯蒂问道。

“加入天主教有什么好处吗？不是，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一般会说自己是英格兰圣公会里的成员，我觉得这就是在委婉地表示，自己什么教也不信……十年前，修道院院长带了七名修女来到这里，现在只剩三个了，其余都死了。要知道，即使在年景最好的时候，湄潭府也算不上是一个疗养地。她们就住在镇中心，那可是最贫穷的地区。她们从不休假，一直在辛勤地工作。”

“所以现在这儿除了院长就只有三名修女了吗？”

“噢，不是的，来了几名顶替她们的修女。现在一共有六名修女。瘟疫刚开始蔓延的时候，其中一名修女就因患上霍乱去世了，另外两名修女就从广东赶过来。”

凯蒂轻轻地打了个哆嗦。

“你冷吗？”

“不冷，就是平白无故地哆嗦了一下。”

“她们不像那些新教传教士，时不时还能有为期一年的休假。离开法国后她们就再也不能回去了，我一直觉得这才是最残酷的。我们英国人对故土的依恋并不大，到处都能安家立业，但我觉得法国人对他们的国家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依恋。他们离开故土后就再也不能真正感到安心。在我看来，这些女人能做出这样的牺牲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我想，如果我是天主教徒，这事对我来说就很正常了。”

凯蒂冷静地看着他，她不太懂这个小个子男人在说这些话时怀着怎样的情感，她问自己他是否只是在装腔作势。他喝了很多威士忌，或许已经醉了。

“亲自过去瞧瞧吧。”他说着露出了戏谑的笑容，同时还在揣摩她的心思，“风险比吃一个番茄还小。”

“你都不怕，我又有什么好怕的。”

“说不定你会在那儿找到乐子的，那里还有点儿像个小法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