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三天，德尔克·施特洛夫来找我了。

“听说你见到勃朗什了？”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看见你同他们坐在一起，告诉我了。你干吗不告诉我呢？”

“我怕告诉你只会使你痛苦。”

“就算我痛苦又有什么关系？你不会不知道，只要是跟她有关的事，我什么都想知道。”

我等着他问我。

“她看上去怎么样？”他问。

“毫无变化。”

“你看她过得开心吗？”

我耸了耸肩膀。

“这我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咖啡馆里，我们在下棋。我没有机会跟她说话。”

“噢，那你从她脸上看不出来吗？”

我摇了摇头。我只能再跟他说一遍：她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出任何举止透露出她的感受。他一定比我更了解，她的自我克制力有多强。德尔克情绪激动地把双手交叉紧紧握在一起。

“啊，我很害怕。我知道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可怕的事，可是我无法阻止。”

“什么样的事？”我问道。

“啊，我也不知道。”他用双手抱住脑袋，带着哭腔说，“我预见到会发生什么可怕的灾难。”

施特洛夫一向容易激动，不过现在他简直有些精神错乱了。跟他讲道理也没用。我认为最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是勃朗什·施特洛夫再也无法忍受与史特利克兰生活下去，用一句俗话来说，这叫“自己铺床自己睡——自作自受”，不过这话其实是最没有道理的。生活经验让我们看到，尽管人总是不断地做一些必然会招灾惹祸的事，但也总有机会设法逃避掉自己做的蠢事带来的后果。如果勃朗什同史特利克兰闹翻了，她只需要一走了之离开他就可以，反正她的丈夫在低声下气地等着原谅她，愿意忘掉一切。我对勃朗什是不想寄予同情的。

“你要知道，爱她的人不是你。”施特洛夫说。

“说到底，现在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她生活得不幸福。从我们所知道的来看，他们也许已经过得像恩爱夫妻一样了。”

施特洛夫愁眉苦脸地瞪了我一眼。

“你当然觉得无所谓了，可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严肃的大事，极严肃的大事。”

我为自己的不耐烦或不严肃感到内疚了。

“你肯帮我做一件事吗？”施特洛夫问我。

“愿意效劳。”

“你能替我给勃朗什写封信吗？”

“为什么不自己写呢？”

“我已经写了不知多少封了。我本来就料到她不会回信的。我想我写的信她根本就不看。”

“你也不想想女人的好奇心有多强。你认为她抵抗得了吗？”

“她能抵抗——对我的好奇心。”

我快速瞟了他一眼。他垂下了眼皮。他的这个回答在我听来有一种奇怪的自我羞辱的味道。他很清楚这个女人对他已经冷漠到了极点，一见是他的笔迹就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你真的相信有一天她会回到你身边来吗？”我问道。

“我要让她知道，万一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她还是可以指望我的。这就是我要你写信告诉她的。”

我拿来了一张信纸。

“你究竟要我写什么？”

下面是我写的信：

施特洛夫太太：

德尔克要我告诉你，无论何时你要他做什么，他都会非常感激你给他一个机会为你效劳。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他丝毫不责怪你。他对你的爱始终如一。你可以随时在以下地址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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