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比萝丝·沃特芙德对我更关照的了。她既有男人的智谋又有女人的任性。她写的小说别具一格，让人读了心神不宁。我就是在她的家里有一天遇见了查尔斯·史特利克兰的妻子。那天沃特芙德小姐举办了一个茶话会，她的小客厅里挤满了人。好像每个人都在交谈，只有我默默地坐在那里，不知所措。所有客人都三三两两地沉浸在自己的话题中，我实在不好意思去打断他们的话头。沃特芙德小姐是个待客周全的女主人，她看出了我有些尴尬，便走到了我面前。

“我想请你过去跟史特利克兰太太聊聊，”她说，“她对你写的书可着迷了。”

“她是做什么的？”我问道。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说不定史特利克兰太太是一位有名的作家，我好歹也得问问清楚再去同她交谈。

萝丝·沃特芙德以含蓄的神情垂下眼皮，好让她的回答更有感染力。

“她专门请人到她家吃饭。你只要使劲捧她几句，她一定会请你的。”

萝丝·沃特芙德有点玩世不恭。她把人生看作就是她写小说的机会，而公众就是她的素材。只要有人赞赏她的才华，她就会时不时地请这些人到她家里盛情款待。她心里鄙视世人追逐名流的弱点，却仍能不失热情地跟他们周旋应酬，表现出一个名流女作家的大度气派。

我被带去见了史特利克兰太太，同她交谈了十分钟。除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之外，我没有留意到她有什么特别之处。她住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套公寓里，与那时尚未建成的大教堂遥遥相望。因为我也住在那一带，我们就不由得感觉彼此亲近了一层。维多利亚街上的陆海军百货商店像纽带一样把住在泰晤士河与圣詹姆斯公园之间的居民联结在一起。史特利克兰太太要了我的住址，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她请我共进午餐的请柬。

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应酬，便欣然接受了邀请。因为生怕去得太早，我先围着大教堂转了三圈才去她家，结果又晚到了。我进门后发现客人已经到齐。在座的有沃特芙德小姐，另外还有杰伊太太、理査德·吞宁和乔治·娄德。我们都是作家。那是早春的一天，阳光明媚，大家兴致都很高。我们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沃特芙德小姐显然在出席午餐前为选择装束而左右为难：按她年轻时的审美标准，她会穿一身灰绿色衣裙，手拿一束水仙花来参加聚会，而要展现她的成熟风姿就不如打扮得随意些，穿一身巴黎式长裙，配上高跟鞋。权衡再三，她戴了一顶新帽子，这顶帽子使她兴致高昂。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用这么刻薄的语言议论我们都熟识的朋友。杰伊太太深知出格的言辞是表现机智的灵魂，因此时不时地用耳语般的声调发表高见，她说的话足以让那雪白的台布羞得泛出红晕。理查德·吞宁滔滔不绝地叨咕着他的奇谈怪论。乔治·娄德则知道自己不用再显露口才，他的妙语惊人早已尽人皆知，因此他每次张口都只是把吃的东西塞到嘴里去。史特利克兰太太说话不多，但是她也有一种令人愉悦的本领，总能引导大家谈论同一个话题，每次出现冷场，她只需要适时插上一两句就能让谈话继续下去。那年她三十七岁，身材高大，体态丰腴，但不显得肥胖。她不算漂亮，但脸蛋长得挺招人喜欢，这也许主要归功于她有一双和蔼的褐色眼睛。她的皮肤缺少血色，一头黑发是精心梳理过的。她是在座的三个女人中唯一没有化妆的，相比之下反倒显得朴素而不做作。

她家的餐厅布置得在那个年代算是很有品位的，非常庄重。高高的白色护墙板，绿色壁纸上挂着装在精致黑镜框里的惠斯勒[1]的铜版画。印着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笔直地垂挂着，地毯也是绿色的，上面的图案是一群小白兔在浓郁的树荫中嬉戏，这些装饰让人想到威廉·莫利斯[2]的影响。壁炉台上摆放着蓝色的代尔夫特瓷器。在当时的伦敦，至少有五百个家庭的餐厅布置得跟这里一模一样，简朴，有点艺术气息，但是显得有些沉闷。

我们告辞后，我是同沃特芙德小姐一起走的。因为天气很好，又加上她戴了一顶新帽子，我们决定散散步，从圣詹姆斯公园穿过去。

“刚才的聚会挺不错。”我说。

“你也觉得菜挺好吃的吧？我跟她说过，如果她想同作家来往，就得请他们吃好的。”

“真是个好主意，”我答道，“可是她为什么要同作家来往呢？”

沃特芙德小姐耸了耸肩。

“她觉得作家有意思。她想跟上潮流。我看她头脑有些简单，可怜的人，她认为我们这些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反正她喜欢请我们吃饭，这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害处。她这样做我倒是喜欢的。”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热衷于攀附名流，他们从汉普斯台德的文艺高地一路追捧到切尼街最寒酸的画室。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史特利克兰太太算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没有恶意的了。她年轻时在乡下过着非常平静的日子，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书不只是让她读到了书中描写的浪漫故事，也让她领略到了伦敦的浪漫风情。她是真心喜欢看书的(这在她这类人中不多见，这类人大多感兴趣的是作家而不是作品，是画家而不是画作)。她给自己构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可以尽情享受她在现实世界里从来享受不到的自由。当她结识了一些作家后，她感觉好像自己终于大胆地登上了一个过去只能隔着脚灯仰望的舞台。她可以亲眼一睹这些人登台表演，还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天地也变得更宽广了，因为她不仅设宴招待了他们，还闯进他们的幽居小世界去拜访了他们。她接受这些作家所信奉的人生游戏规则，认为这对他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她自己却一分钟也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些人道德上的种种怪癖，如同他们奇特的衣着和不合常理的奇谈怪论一样，都是能让她感到十分有趣的娱乐，但是对她自己立身处世的信念却丝毫没有影响。

“史特利克兰太太有丈夫吗？”我问。

“有啊。他在伦敦做事。我想是个证券经纪人吧。很无趣的人。”

“两口子感情好吗？”

“他们相敬如宾。如果她请你去他们家吃晚饭，你会见到她丈夫的。不过她很少请人吃晚饭。那个男人不太爱说话，对文学艺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为什么好女人总是嫁给无趣的男人？”

“因为有脑子的男人不娶好女人。”

我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于是就问史特利克兰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的，一儿一女。都在上学。”

这个话题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就聊起了别的事情。

[1]　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 1834—1903)，美国画家，现代主义艺术先驱，早年活跃于巴黎，后长期定居伦敦。

[2]　威廉·莫利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国画家、设计师，也是诗人和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