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邱甲

邱甲之制，胡氏援引考证详矣。顾增乘、增甲之疑，尤属未安。据搜红之车千乘为计甸增乘之征，而以《汉书》一成核之，六十四井而旁加一里为成，旁加一里者加八井也，一成之田七十二井，千乘之赋为田七万二千井，计地方二百七十里稍弱，与《汉书·刑法志》、马季长《论语注》、朱子《鲁颂传》所云三百十六里有异。乃鲁地有今平阴、泰安、兖州、曲阜、宁阳、泗水、鱼台、单县、济宁、汶上、费县、沂水之境，规约成方，岂但二百七十里？搜红之车，不待增乘而已足。况史克所颂“公车千乘”，僖公已然，在邱甲未作之先，非昭公时始有，是增乘之一疑也。抑据楚人二广一乘百二十五人为增甲之征，而甲者以甲士得名，一车之中，车正御右止于三士，虽楚二广亦然，则一乘止于三甲。若得臣之战长狄、齐庄伐卫有驷乘者，偶然贾勇之事，非成法也。一乘四甲，不赘一甲乎？倘增步卒而不增甲士，不得名增甲，是增甲之一疑也。尝以郑氏《王制注》参考之，周公定天下，九州方七千里，名山大泽去三之一，其为名田者约三千三百万井。以一成出七十二步卒乘之，当有三千三百万人为兵，计唐之府兵，宋之禁军厢军、昭代京外卫所之兵制不足以当其百之五，即隋炀征高丽、开河之役，亦不逮其十一。虽三代之兵不如后世死于战争之酷，而劳民罢敝于原野，亦不忍言。是民何不幸而生于三代之世，罹如此之荼毒，曾先王而忍于虐民如是乎？足知李靖之言，不仁之甚，非古之果尔也。若包子良谓十井而出一乘，则八十家而七十二人为兵，天下无非兵矣。竖儒之言，诬古以祸生民，有如此之憯者！按《诗》称“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则每乘止三十人。而《司马法》十井为通，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徒二十人。则原无七十二井出百十二人之法，而井止三家，亦无八家之数。大约秦火之后，古制无稽。释《经》者勿掇拾残阙，强立繁重之法，为殃民者之口实，儒者之立心，当如是而已。侈淹博而重为不仁之说，天所不佑，非但如作俑者之无后也。

茅戎

《括地志》云：“茅亭，茅戎也。秦穆公自将伐茅津即此戎。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按：秦穆伐晋，济自茅津，非伐茅津也。魏王泰之误显然矣。所谓茅亭者，在今平陆县境，晋地也。大河之滨，通津所在，非戎所可杂处；去成周亦远，无患于周，周亦不应涉晋地以伐之。按：王子晋之攒茅之田，地在河内修武，以田与晋，而西阻太行，戎固依山而处。周于文十七年败之于邥垂。邥垂，汉为新城县，在今伊阳县，则其为伊、洛以北之戎，夹河而介于河内，明矣。

新筑

《太康地记》：“乐陵国有新筑县。”乐陵地在今山东武定州，齐、卫交界之境。卫侵齐而齐迎之与战也。

新宫

不言宣宫而言新宫，刘质夫以为神主未迁，其说是也。然谓其二十八月未迁主为缓而不恭，则又非是。卒哭之后，主祔于祖庙，祥祭皆于祖庙行之。丧毕吉祭，必待时享之月，因行大袷，祖庙迁而上，新主乃居祖庙，而时享必于四仲之月。周正以建丑之二月为仲，则二月立新主入庙之月，而是月之内，三旬各有柔日，卜吉乃祭。今此甲子前有癸亥，卜或不吉，则须乙亥祫祭，主乃入其庙宫，则于灾之日，主尚未入，亦不得讥之为缓。主未入而哭，诚于礼为过，但将欲入庙而庙火，更待后仲月吉祭方行，灵羁妥侑，亦足动人子之哀，礼以义起，亦未为不可。刘氏讥之，过矣！抑于此而见诸侯五庙之制，周衰文胜，其滥甚矣。迁庙之礼，近迁而上，孙居祖庙，于其将迁，稍加丹垩而已。使然，则当其未迁，宣公从祖而祔，僖公之主固在庙中，当名僖宫，不名新宫。言新，则创始为之于二昭二穆之外矣。见于《经》者，炀也，武也，桓也，僖也，不复以昭穆名而从其谥，盖不知其凡几矣。

三望

胡氏于“三望”之说，前后自相刺谬，已据《公羊传》言祭泰山、河、海矣，复取朱长文之言，谓泰山礼所得祭，故不书，而独纪三方。其说新巧，释《经》之大忌也。礼：天子有方望，无所不通。言四者，举其方耳。《周礼·注》：“四望”，五岳、四镇、四渎。略举之，其望十三。如周都镐京，西望唯吴岳，余或北或南，皆在其东。望者，不至其地，遥拟其方，望而祭之也。泰山在鲁封内，若特祭之，自当至其山麓。望乃因郊而祭，泰山去曲阜东北百里外，则此亦遥望而祭之耳。鲁既僭郊，因而僭望，而礼损于天子，则就近而望焉，于岳则泰山，于渎则河，于大川则海，而四镇不与。泰山既其封内，亦半属齐。东侵莒地有诸郓，则亦潮之所及，而与海通。其时河虽北流，不径鲁境，而济水自荥渎与河合而复分，则亦河之支流也。故东望祭海，西望祭河，北望祭泰山，《公羊》之说为尤。三者实指其所祭山川之数，非于“四望”去一而三也。若如天子之“四望”而去其一，则北镇医无闾，北岳恒山，皆北望也，又岂鲁所得祭乎？故惟《公羊》之说为长。胡氏察之不详，故言之靡定，此释《经》之所以难也。

琐泽

杜云：“琐泽地阙。”按：襄十一年《传》称“诸侯之师右还，次于琐。”杜云：“荥阳苑陵县西有琐侯亭。”其地在荥阳、新郑之间，郑地也，晋会卫于此，正二国之中途。泽者以水得名，应即琐也，犹鄢陵之或称鄢也。

壬申公孙婴齐卒

“十一月无壬申”，以十二月丁巳朔之推可知，故杜云“史误”。而《谷梁传》曰：“致公而后录。”盖婴齐之卒，以《传》言梦征之当，自洹水之上，去郑近而去鲁远；且从公伐郑，无先归在途之礼，则其卒应在十月壬申，及公告至，乃追书之。卒以壬申，从其实也。书于十一月，公归，柩随以返，乃成丧也。此《谷梁》之义，精矣。

正月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何氏《公羊注》曰：“起正月见幽，二月庚申日死也。”盖因前年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庚申当为二月五日，故曲为之说也。乃据是年八月有己丑，十二月有丁未，则正月固有庚申，左氏于前年岁终置闰，“月乙卯晦杀胥童。”厉公见弑于正月之五日，非二月也。周历粗疏，置闰必于岁终，与秦同，亦于此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