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贾生之论曰“攻守异势”，驳儒之言也，而周初之事，良有以开之。或《武成》《戴记》之不足信邪？抑武王、太公之有未得也？今请言之。

攻不足以守，则天下不服；守不足以攻，则天下不信。放牛归马，亟示天下以不用兵，未十年而东征之役起，则亦不足以立信于天下矣。东人未靖，非不可知，遽偃武以告成，亦已疏矣。抑知其不可遽偃，姑偃之以安反侧，迨其后又徐图之邪？则操“朝四暮三”之术以笼愚贱，是术也，固以道贞治，为守天下可久之规者所不屑也。絜阳纵阴操之智计，为或攻或守之权谋，为谖而已矣。故曰贾生之说，周初之事有以开之也。《武成》之书不足多取，孟子言之矣，而非尽史臣之诬也。以武王伐商之事较之汤、文，则武王实有间焉。

奚以明其然也？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理顺斯势顺矣，理逆斯势逆矣。君臣之分，上下、轻重、先后、缓急之权衡，其顺其逆，不易之理也。守天下者，辨上下，定民志，致远而必服，垂久而必信，理之顺即势之便也。攻以此攻，守以此守，无二理也，无二势也。势处于不顺，则事虽易而必难。事之已难，则不能豫持后势而立可久之法以昭大信于天下，所必然矣。故武王非不知十年之中且有东征之役，而不能黩武以争伏莽之戎，势处于不便也。故曰武王实有间焉，非尽史臣之诬也。

夫顺逆者轻重之委也，轻重者权衡之所得也。权衡立而轻重不爽，轻重不爽而先后不忒，先后不忒而上下不拂，上下不拂则大顺而无逆。权衡审于理，顺逆成于势，端举而委从，故曰理外无势也。

是故成汤之取天下，亦诛君之举也；文王之专征伐，亦代商之势也。然而有异焉：汤、文之势，攻可守也；武王之势，非以守者攻也。则何以明其然邪？

夫文王之至德，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故其后东郊大扰，而西土南国，悠然于《棫朴》《芣苢》之侧，不待觌文匿武以相镇抚，固已有成效之可睹矣。

藉令成汤升陑之后，投兵于渊，焚车于野，数世之内，自可无再诰多方之举，然而有所不必也。天下已无奄、徐，帖然相喻于一王之下，日讲武于国而自可亡疑也。

牧野之事则异是矣，诚有间矣。后同恶之讨，先殷郊之战，低昂于轻重者因乎情，而较量乎顺逆者拂其理。令以此道而守天下，则臣主贸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上治民之大经。非大经，则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攻，王也而近乎霸矣。

冠虽敝也，而亟裂之；源虽渴也，而亟塞之。党邪丑正者实繁有徒，且逍遥而观望，乃櫜弓戢盾以慰之曰：“吾不尔求也。”譬之治疡者，急肉其从溃之穴，而遽矜勿药之喜，余毒旁溢，害且滋深。故子婴降而成皋之战方兴，王莽诛而长安之亡益亟，皆必然之势也。自非文王培义之深，则商、奄之乱，周亦危矣哉！大告武成，而偃兵以示天下，武王其有姑且之心与！则惟权衡未审而不协于理之大经也。

故《春秋》者，王道之权衡也，罪均从情，情均从理。邾、郑伐宋，同为外君，则序邾、郑上，以邾首祸，不以郑大而畸重之。公及齐人狩于禚，鲁亲齐疏，则人齐侯，而不贬公，不以鲁庄忘仇**猎而亟诛之。刘、单从王猛以争立，王猛尊而刘、单卑，则先二子而书曰“以”，不以王猛违君父之心，而亟诛其竞。阳虎囚季斯，斯贵而虎贱，则书曰“盗”，不以斯积僭君之恶，而冀幸其败。

守《春秋》之法以守天下，即可奉《春秋》之法以攻天下。攻而莫不服，守而莫不信，则牛不必放，马不必归，诘戎兵以防不虞，而人固知其无玉石俱焚之心。奉守之理以攻，存攻之势以守，道合于一，而天下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