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一以夫子所定为正。董仲舒言，“道术归于一，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万世之大法，为圣人之徒者勿能越也。故《尚书》虽有《汲冢周书》，《诗》虽有传记所引少昊之诗，《白云》之谣，《春秋》虽有《竹书纪年》，《礼》虽有《夏小正》，无有援古以加于圣经者；况秦汉制诰之书，《铙歌》《清商》之诗，王通《元经》之拟春秋，叔孙绵蕞之制朝礼，其不敢跻而上之以杂圣教，正道异端之辨，严矣哉！何至于《易》而前引旷古无征之伏羲以为之图说，后则有八宫、世应、飞神、伏神、六龙、六亲、纳甲之邪说，公然登之圣经之列而不知忌惮？为圣人之徒者，何其诬也！以康节之先天，安排巧妙，且不足以与于天地运行之变化，况八宫、世应之陋术哉！《乾》之变穷于《剥》，何以反下而为《晋》？又全反其所已变而为《大有》？无可奈何，而为游魂、归魂之说以文之。何以游？何以归也？无能言其故也，穷斯遁也。其以五行割裂而配八卦也，《坎》《离》何以专水、火，而木、金、土兼摄二卦；《乾》《坤》为变化之本原，而使与《兑》《艮》伍，以分金、土之半；《坤》《艮》杳不相及，而使同司土政。皆灭理逆天之说耳。至于纳甲取象于月魄之死生，本出于魏伯阳修炼之小数，而下游为房中妖**之技，其惑道诬民，岂但《元经》之于《春秋》、绵蕞之于《三礼》哉！非圣者无法，而小人趋利避害，乐奉之以为侥幸之媒。刘爚氏，儒者也，为之说曰：“辞与事不相应，吉凶何自而决？盖人于辞上会者浅，于象上会者深；文王、周公之辞虽以明卦，然辞之所该终有限，故有时而不应。”其非圣无法以崇尚邪说也，甚矣！二圣之辞有限，而鬻术者推测之小慧为无穷乎？其云有时而不应者，则自有故。假令一人就君子而问穿窬之得财与否，君子岂能以其所获之多寡而告之？即令有人以贾贩之售不售、求酒索食之有无问，君子又岂屑役其心，以揣其多寡利钝而告之？故曰：“伐国不问仁人。”仁人且不可问，而《易》者天之明赫、诚之形著、几之明威、鬼神之盛德，四圣崇德广业、洗心藏密之至仁大义，其屑为此琐琐者谋乎？象数者，天理也，非天理之必察，于象数亡当焉，而恶乎相应？有时不应，固其宜也。其在君子，则语默从心，苟问非所问，则隐几而卧，曳杖而去之已耳。若蓍策者，虽神之所凭，抑听人之运焉者也。神不能掣筮人之腕指而使勿揲，则听其渎而不禁，而揲之奇偶自然必合于七八九六，鬼神不能使妄渎者之不成乎爻象。有象则有辞，亦如孔子之遇阳货于涂，非欲欺之，而自不与其言相应。所问不应，又何疑焉！即或偶应，亦偶遇而非神之所形。怙愚不肖者，不能如穆姜之自反以悔其渎而不告，乃归咎于文王、周公之辞有限而不足以尽象，悍而愚不可瘳矣。揣其意，不过欲伸康节观梅之术，与京房世应，《火珠林》禄马贵合刑杀之邪妄，以毁圣人而已。孔子曰：“所乐而玩者，《易》之辞也。”篇内推广辞中之精义以旁通之，苟君子以义而筮，如父母也，如师保也，何有不应之疑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