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既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可缺失的重要资源，亦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战略物资。如何确保稳定、持续的能源供应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命题。比邻而居的日本，在弱化、稀释和规避能源风险以及打造“能源安全”平台的过程中，把“核能”作为了重点选项。然而，“3·11”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危机却给日本“核电立国”战略的思想、目标、步骤、方针及其制度设计等方面带来巨大冲击。这里拟通过分析福岛核危机对日本核电产业的直接影响，进一步论证日本能源电力供应结构转型后带来的进口成本和电力成本的上升压力以及日本国内对“核电立国”战略的思想辩争。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和预测大地震后日本能源安全框架中的核电定位及其走向。

一、日本的核电产业与核事故

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资源匮乏、国土狭小、人口众多的日本创造了诸多“神话”。其中，最受世人关注的是“经济神话”[66]、“防震神话”[67]、“治安神话”[68]和“核安全神话”。然而，上述“神话”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破灭。特别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的九级大地震、大海啸以及受其影响而引发的福岛核事故不仅使日本被迫陷入战后最为严重的国家危机，还打破了其一直标榜的“核安全神话”。

日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选择发展核电产业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其一，核电作为新型能源较传统化石能源更清洁，与风能等间歇性能源相比，供电稳定而且连续，技术相对成熟、成本低廉。因而，核电被视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能源之一。其二，分散单一能源结构的风险，以期确保能源稳定供应。1950年代，日本以人类第二次能源革命为契机，很快实现了能源主体结构从固体能源（煤炭）向流体能源（石油）的结构转型。然而，日本一次性能源自给率仅为16%，几乎100%的天然气和煤炭、99.4%的石油依赖进口。[69]日本认识到过度依赖单一能源，将会导致过高的能源风险，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对此，日本在研究并结合国内外能源状况的基础上，把大力发展原子能、促进能源种类多样化，作为规避能源风险、确保能源安全的路径选择。其三，战后随着丘吉尔铁幕政策的拉开，世界形成了中、西两大对峙阵营的格局。冷战开始后，美国认为“为防止红色共产主义在东亚蔓延，有必要通过核武器威慑苏联、中国，故亟须对日本进行核装备”[70]，之后逐渐放开了对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限制。当时，美国的这一态度正好契合了当时日本许多财界、政界的愿望。由于原子能很容易与再军备联系到一起，当时日本许多政治家、财界人士对其垂涎青睐[71]，如：尽快促成通过原子能编制预算，把日本发展成为世界原子能大国的曾根康弘；与美国CIA秘密勾结，借用原子能为争夺首相宝座的正力太郎；把“铀”置于外交战略的重要地位进行东奔西走的田中角荣，等等。

上述时代背景不仅成了催生日本发展原子能的历史源流，还决定并衍生出了特殊的核电发展模式——“国策民营”。这种特殊“发展模式”及其相关的政策法规又为日本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建设54座[72]核电发展机组、确立“核电立国”战略提供了现实路径和制度框架。目前[73]，如图2-2所示，日本核发电量已占总发电量的29%左右[74]，2005年“原子能政策大纲”中规定到2030年计划把核电提高到30—40%。[75]2006年制定的“新国家能源战略”[76]中正式确立了“核电立国”战略。

图2-2 日本原子能发电比率及目标值

出处：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6年版》，行政出版社，2006年，第9页。

尽管日本在核电安全方面非常重视，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发生多次核事故。若按照每台核发电机组平均计算的话，发生事故最多时的年份主要集中在1988年、1989年、1990年，约为0.6件。1992—2010年以后虽然有所降低，但是平均每台机组年故障率仍基本维持在0.3—0.4次之间。[77]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核电公司中，东京电力公司的第一、二福岛核电站1999—2010年间的年故障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且远远高出日本全国平均水平，参见图2-3。

图2-3 东京电力公司核事故统计一览表

资料来源：NUCIA数据库中相关事故安全质量统计。

注：统计中相关数据都为东京电力公司公开报告的数据。事实上，东京电力公司在有关核事故中曾多次出现瞒报、漏报和篡改数据等劣迹。

受2011年3月11日的大地震、大海啸的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相继发生核事故。核爆炸、核泄漏、堆芯熔毁、核辐射等让人恐惧的词汇不绝于耳，核危机的阴云不仅笼罩在日本整个列岛上空，也让日本邻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陷入“谈核色变”的困境。

二、福岛核危机及其对核电产业的影响

福岛核电站事件起因是由于强烈地震和海啸，使得核电厂断电、外部冷却系统完全失效，导致核反应堆快速升温爆炸，安全壳破裂，部分放射性核素外溢到大气或随着冷却水流入海洋。在应对福岛核危机的过程中，东京电力公司这家所谓日本电力系统中的“巨无霸”，既没能迅速冷却核反应堆，更没能及时给急剧上升的民众恐慌情绪降温。反而，由于救灾措施“不给力”，还加速了核危机步步升级。这不仅打破日本电力公司一直标榜的“安全神话”，还对其核电产业发展、燃料进口成本、二次能源电力成本等方面带来诸多影响。

1.核危机对整个核电产业的冲击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严重程度都为人类史上的最高级别——7级。此次事故的直接后果仅从社会环境角度而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引发公众“心理恐慌”。日本及其周边国家的民众在核恐怖的阴云笼罩下，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内心害怕，甚至出现抑郁等症状进而影响公众健康；二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到环境中，对土地、空气和水质等环境安全带来中长期影响；三是造成巨额损失。福岛周边的土壤除污、居住环境改善、排放污水进化、设备购置更新、专业人员配置等都需要庞大资金；四是东京圈被迫实施了轮流限电措施。由于电力紧张，东京圈的各家铁路公司甚至被迫采取列车停开的措施，而铁道恰恰正是东京都运转的大动脉，这种削减运营次数的做法必将对首都圈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从核电产业而言，福岛核危机对核电产业发展及其相关费用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截至2011年12月25日，日本54座核电机组中（约4896万kW[78]）48座机组已经停止运转，占全部核发电机组数的90%，运转率仅为13%左右。其中，地震后停止运转的核电机组有16座，例行定期检查后停止运转的有17座（包括地震后例行检查停止的机组），因其他原因停止运转的有15座，正常运转的仅有6座，具体参见表2-6。从各电力公司的角度看，核发电机组全部停止运转的公司有东北电力公司4座、中部电力公司3座、北陆电力公司2座、日本原子力发电公司3座。另外，关西电力公司11座发电机组中的10座都已经停止。根据日本现行法律《电气事业法》[79]的规定，每个核发电机组在运转17个月中，有义务必须进行为期3个月的例行检查。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又追加规定“已经停止运转的核电机组要想再开运转，必须要进行安全方面的压力测”[80]，而且其结果必须提交给国家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审查。目前，尽管北海道电力、关西电力、四国电力和九州电力向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审查提交了8座核电机组的测试结果，但并没有得到运转许可。即使上述条件都能满足的话，日本政府还规定停止运转的核电机组若想运转发电的话，还必须要得到地方自治体的允许，事实上许多地方自治体对核电再运转的态度是很谨慎的。[81]

表2-6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原子能发电运转情况 （截至2011年12月25日）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官方网站中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截至2011年12月25日）。

注：※运转中的原子能发电所也将在2012年春天前进行检查。

正在运转中的东京电力公司柏崎刈羽电站的5号和6号、北海道电力柏电站的3号、中国电力公司岛根电站的2号、四国电力公司伊方电站的2号等6座发电机组到2012年5月前也将在例行定期检查后停止运转。其间，如果没有再开始运转的发电机组的话，日本全国的100%的核电站将全部停止，参见下图2-4。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在中部电力公司、北陆电力公司、关西电力公司、中国电力公司、九州电力公司、东京电力公司管辖地区的电力结构主要是倚重原子能发电，如果上述发电机组的停止的话，这些地区的能源供应准备率（供应能力——需求量/需求的比值）就不会达到日本政府规定的8%—10%。[82]而且，东京大学的特聘教授萩本和彦认为1个原子炉的电力按照110万kW计算，其一年燃料费大约需要1000亿日元。仅以中部电力公司为例，如果失去其3、4、5号发电机组合的发电能力（计为261.7万kW）的话，一年的燃料损失费将达到2500亿日元。[83]另外，东京电力公司停止中的柏崎刈羽核电站（330万kW）、福岛第核电站一（188.4万kW）、福岛第二核电站（440万kW）的仅燃料费一年就需要6624亿日元。东北电力公司的女川核电站（217.4万kW）、东通原发核电站（110万kW）如也不能再运转的话燃料费也将损失2263亿日元。上述仅三家公司，一年的累计损失额将高达1兆1387亿日元。[84]

图2-4 日本核电机组停止运转的推移进程及其发电量

资料来源：依据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及九大电力公司发布的相关信息制作而成。

2.能源转型将增加一次性能源[85]进口成本

自20世纪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的电力供应结构到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图2-5所示，煤炭所占比例则由1973年5%到2005年上升到了26%，而石油从71%降至9%。[86]原子能量增长最为突出，从1973年的3%到2005年迅速提高到31%。[87]日本还计划到2030年达到30%—40%。[88]

图2-5 日本电力结构的变化图

资料来源：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7年版》，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结合图2-4、2-5进行综合分析，可看出日本现有的54座核发电机组到2012年春天如果都停止运转的话，其30%左右的电力供应须要通过石油、天然气、煤炭、水力、新能源等发电方式代替。但是，在这些替代方式中，无论哪种方式都有其无法规避的约束条件。水利受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很大，且其配套措施很难短时间内完成，所以并不是很好的选择。新能源技术在目前情况下尚未成熟，其成本远远高出传统能源价格，且短期内无法达到普及程度，需要长期规划。与水利、新能源相比，通过传统化石能源弥补核电停止后的不足，相对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

然而，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日本国内又极其匮乏，一旦增加进口量则势必加大日本的进口成本。事实上，从能源进口结构而言，天然气的进口量从1970年的977万吨到2005年已经增加到了57.9亿吨，增长近60倍。煤炭的进口量从1970年的5.01亿吨到2005年则增加到了17.7亿吨，增长2倍多。[89]从城市燃气结构看，日本从石油危机后，石油所占比例从1973年的46%降到了2005年的6%，煤炭在城市燃气中从1973年的27%，到2005年已经退出城市燃气，而天然气则从27%提高到了94%。[90]从化石能源的进口成本看，即使不增加对原子能发电的替代，其进口价格进入21世纪后呈现不断增加趋势（参见图2-6），具体金额占到日本GDP5%左右的23兆日元。[91]日本如果想把化石能源的进口价格维持在2010年的水平，其电力消费量要比2010年减少20%—35%，显然，这不仅将会严重制约日本经济的发展，还会影响日本国民的正常生活和水平。

图2-6 日本化石能源的进口价格

资料来源：依据日本贸易统计（2011年5月初）的不同能源市场价格而制作。

在传统化石能源，煤炭的进口价格虽然最低，但是从环境和成本综合角度考虑，LNG和石油的性价比则相对较高。目前，国际市场中的LNG价格从2009年开始大幅的下降[92]，而且LNG在日本国内的液化成本、运输成本也只为3—4美元/百万Btu。尽管如此，如果用LNG和石油等来代替核电的话，其燃料进口量与2010年比，将分别增加1400—2200万吨和21416万桶，进口增加额分别为0.9—1.5兆日元、2兆日元。[93]如果再加上增加煤炭的进口费用，至少要比2010年增加3.5兆日元。[94]

3.二次能源的电力成本上升影响日本经济

如前述所有原子能发电所停止运转后，通过火力发电代替的话，那么势必会增加火力发电用的燃料进口、设备维护和相关设施配套等成本。而增加费用也会转嫁到电力价格中，然后再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推高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日本经济产业省所属的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认为“受火力发电燃料增加的影响，2012年度一般家庭每月电费平均上涨1049日元、达到6812日元”。[95]

尽管化石能源可以代替核电，但是每1kWh电力的燃料成本根据不同的能源种类则差别很大，具体表现为核燃料为4.3日元、煤炭3.2日元、石油9.8日元、LNG6.7日元。[96]可见，不同替代方式则会导致不同的电价上涨。假设通过LNG来代替核电发电的话，以2011年4月LNG的进口价格为依据，2012年度火力发电的燃料进口费比2010年则增加3兆4730日元，该费用如果转嫁到电费中去，则每1kWh上升3.7日元。[97]

如果以LNG代替、石油代替、石油和煤炭共同代替的话，可以看出当“及应用再生能源、又采取节能”时，用LNG替代核电时电力增加成本相对较低，2012年期间每1kWh则增加0.1日元、家庭每月多负担20日元。而且，从趋势上看也呈下降态势，具体参见下表2-7。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电力成本持续上升或长期维持高位，势必会对2012年的日本经济产生诸多影响。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认为[98]，2012年日本国民消费将下降1.1%，而消费低迷将会严重影响企业投资并使之下降2.9%，最终影响GDP并会下降约0.9%。显然，由核电停止引发的诸多成本上升，不但会增加国民负担，更对日本企业带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这就会促使日本的部分企业向海外转移投资，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

表2-7 不同替代核电发电方式的增加费用一览表

根据电气事业联合会2009年的统计，每个家庭电力使用量为（283.6kWh/月）。

资料来源：気候ネットワーク:“全ての原発が停止する場合の影響について”，2011年7月，第6页。

概言之，福岛核危机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现有54座核发电机组的运转发电，还冲击到了未来日本国内核电产业发展进程以及向海外核电市场进行建设投资的步伐。[99]同时，如果到2012年的5月前，仍旧停止运转发电的话，日本则会用增加火力发电的方式弥补因停止核电而带来的不足，这样势必相对加大了化石燃料的进口成本、提升二次能源的电力价格，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尽管如此，从2011年3月11日以来日本能源供需平衡来看，进入2012年后即使不启动核能发电，日本不会出现电量供应不足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约束风险”。[100]

换言之，福岛核事故给日本带了的影响，但并非是能源供应不足问题的“结构性危机”，而是暂时的、局部的利润与价格问题，结构性能源供应不足是“刚性”和“长期”的问题，不能在一朝一夕予以规避和解决，而能源价格问题是“柔性”和“短期”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在内政和外交上[101]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予以稀释、弱化或对冲的。

三、日本人在福岛核事故中的“公序良俗”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发生的地震、海啸与核事故等“三大危机”的叠加效应，迫使日本进入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国家危机状态。然而，日本人在千年不遇的大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淡定自若、秩序井然、沉着冷静、有条不紊的“公序良俗”，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和感佩。在感叹之余，还应该深度思考和理性分析日本人为何在灾难面前能够做到良好的“公序良俗”？

其一，“自然灾害”让日本人必须携带“集团主义”基因。日本列岛不仅处在环太平洋造山带、火山带、地震带之上，还在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地。因此，自古以来日本就不得不面对频繁发生的地震、火山、火灾、台风、海啸等灾害。当灾害侵袭之时，单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互助、合作、自律、协调才能求生存、谋发展，“集团主义”也自然地从中应运而生，“超越集体的价值决不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日臻完善和固化。

其二，“岛国环境”塑造了日本社会的“内组织化”。日本是四面环海、国土狭窄的岛国，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日本人，产生了一种过分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缺乏包容性的个性心态，即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狭隘的排他心理。这种“双重”性格，虽然在面临灾害时便于有序组织、凝聚共识、自律内敛，能够容易诠释和演绎“团结就是力量”，但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孤傲、冷漠、自私、狭隘的“小集团主义”。

无论“自然灾害”还是“岛国环境”，对日本而言，都是无法规避的、不能改变的“刚性约束”条件。也正因如此，日本人才具有了强烈集团归属感。在他们看来，集体就是获取安全感的重要保障。在现实社会中，日本人不仅对于他人的异样眼光特别敏感，而且对于被集体的隔离或疏远更感恐惧。人们甚至将疏远、隔离一个人作为惩罚措施。在日本古代农村社会中存在过一种叫“村八分”的制度，即全体村民对于违反生活秩序的人一致采取绝交行为。虽然已经废除该制度，但这种思维习惯却作为日本的一种文化基因存续至今。

其三，“教育培养”让日本人从小就具备了“公共道德意识”和“灾害应对技能”。日本人在灾害面前所表现出的“公序良俗”也得益于从小受到的“秩序教育”、“灾害教育”和“公共道德教育”。在日本的教育中，一般不提唱高调的、抽象性的说教，而是进行具体的、实在化的教育。特别是在公共空间的教育方面，从小就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什么场合该做什么，在什么场合不该做什么”作为重点，培养和教育学生。在日本，一旦你不遵守公共秩序就会被他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甚至被集体排斥出局。

其四，“模拟训练”预先为日本人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准备”与“秩序演练”。日本人在地震中之所以能够保持良好的秩序，跟消防厅等相关部门进行的日常训练、演习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日本，消防部门会定期、不定期地与学校、公司等部门做好联络工作并进行模拟演习训练。日本国民通过不断地演练、培训和教育，掌握了为预备地震应该准备什么、地震来临时应该做什么等常识，这为日本人面对大灾却能做到淡定自若、从容应对也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准备与秩序演练。

其五，“防灾体系”成为日本人面对灾害时的一个“安定剂”。日本在与自然灾害抗争中，制定和颁布了许多灾害应对措施。1961年颁布的《灾害对策基本法》是日本应对灾害的根本大法。以该法为基础，日本从中央到地方又先后制定了《应对重大灾害特别财政援助法》《防灾基本计划》《地震保险法》《关于支付灾害抚恤金的法律》《活动火山对策特别措置法》《石油等灾害防止法》《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置法》《城市公园实施令》《地震防灾特别措施法》《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灾民生活重建援助法》《核灾害对策特别措施法》等。上述措施，构成了具有“防火墙”功能的一整套防灾应对体系。

在战后发生的自然灾害中，由于上述防灾体系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此次“3·11”大地震发生后的初期，在日本社会中确实起到了“安定剂”作用，日本人也表现出了与平时发生灾害时相同的“淡定”“自律”和“有序”。但是由于“三大危机”的破坏程度远远超出了常人想象，特别是“福岛核危机”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和改观，这就突破了有些民众的忍耐、自律的底线，愤怒、不满、恐慌等情绪开始不断凸显，甚至发生了多起抢掠和盗窃事件。这些无疑给日本在地震中的“公序良俗”添了一抹涂鸦。

综上所述，日本国民在这“三大危机”中表现出的“公序良俗”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亦非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一个在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过程中，通过教育、培训和制度等手段所获得的历史积淀。

另外，还应理性认识到，日本民族所持守的“有序”“协作”“淡定”“从众而非张扬个性”“集体至上”等特点，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在灾害面前可以折射出良好的“公序良俗”，能够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但一方面，在“集团主义”支配下，也会压抑人性、埋没个性，而且一旦被非理性、不正确的价值取向所引领时，就会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则表现出冷漠、残酷的特性，在战争期间将容易导致“集体无意识”的“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