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教科书免费法》规定，日本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学校无论国立、公立、私立其教科书均由国家免费供给，经费由国家预算负担。文科大臣根据各地上报的所选教科书的总数，向各教科书发行者指示应发行的教科书种类及数量。发行者接到指示后，开始正式印刷教科书，然后通过供应商提供给各学校，由学校分发给学生使用。各学校一旦选择某一教科书后，通常4年之内均使用此教科书。

教科书印刷出版后，出版社通过两种途径将教科书下发到全国各个学校：一是与教科书特约供给所签订合同，特约供给所再通过代销供给所下发到学校；二是先与总经销所签订合同，再由总经销所依次通过特约供给所、代销供给所下发到各个学校。2005年4月，日本全国共有教科书总经销所6个，特约供给所53个，代销供给所3640个，其下发的学校中小学约23000所、中学约11000个、高中约5000个。

使用2001年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学校主要是私立及特殊学校。如栃木县国学院枥木、茨城县常总学院、岐阜县丽泽瑞浪、三重县津田学园、三重县皇学馆、德岛县生光学园、兵库县甲子园学院、东京都立养护学校、爱媛县立养护学校等20所中学。[108] 2001年8月15日公布的《新版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为0.039%。如前所述，在教科书制度的四个环节中，教科书的发行由特定的出版公司垄断，文部省通过检定与学习指导要领介入教育内容，教科书的选用权又集中在文部省授意的教育委员会手中。这便为保守势力重新利用教科书向青少年学生灌输错误的历史观提供了方便。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曾经对战前的历史教科书进行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但当占领结束后，日本各界又逐渐走向保守，从1955年至今共引发了三次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也由国内问题演变成与周边国家的严重外交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界、财界、学界各方面保守势力合力推动了历史教科书的右倾化，而日本现行的教科书制度则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目前，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的以下动向值得关注：

第一，试图删除教科书检定标准中的“邻近诸国条款”。该条款是1982年第二次历史教科书事件时，日本国内及中、韩两国共同对抗日本保守势力的成果，对制约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右倾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日本的保守势力视其为眼中钉，2004年3月25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东京九段会馆召开集会，议题便是“从检定基准中删除近邻诸国条项”，并于集会后将决议书提交文部科学大臣。

第二，反守为攻，攻击中韩两国的历史教科书。2001年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前后，日本政府遭到中国与韩国的抗议后，2月23日，“编纂会”发表声明，称这“只能是不正当的干涉内政”，“是对我国教育独立自主的重大挑战”[109]。3月16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东京都议会预算特别委员会上发言称，中国及韩国对教科书的批判是“对日本的自由主义体制的内政干涉”，“看看中国及韩国的教科书的话，也有明显的记述错误”。[110] 3月21日，“日本前途与历史问题年轻议员思考会”决定的行动方针之一为：如果中韩两国的要求“不是干涉内政的话，那么日本也应该对中韩两国的教科书提出意见”。[111]保守势力对中韩两国教科书的攻击，正在被部分不明真相的普通日本国民所接受。

第三，在教科书选择方式上做文章。2001年“编纂会”的《新版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不足0.1%后，“编纂会”事务局局长高森明敕曾在8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一定要复仇！在四年后的下次教科书选用中，无论如何要让扶桑社的教科书达到10%以上的采用率”。2005年4月5日文科省公布《新版历史教科书》通过检定的当天，“编纂会”即发表声明，称《改定版新历史教科书》是最忠实地反映了学习指导要领中显示的“培养热爱我国历史的国民的自觉”这一“目标与内容”的教科书。4月13日，“编纂会”召开第28次研讨会，宣称今年夏天要向教科书选择“更进一步”。6月上旬，藤冈信胜出版的新著《教科书选择的真相》中称：“教科书问题的正面舞台已经由‘检定’转向‘选择’，选择成为引起世人注意的时机”。[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