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终身教育”由国际社会首先提出。196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召开大会，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处处长的保罗·朗格朗在会上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提案。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曾任该校校长）波多野完治在上述会议上首次听到“终身教育”这一“术语”[169]，回国后便将这一理念介绍到日本：1967年将朗格朗提出的“终身教育”提案以《社会教育的新动向》为题翻译出版（教科文组织日本国内委员会），波多野完治1971年翻译出版了朗格朗的著作《终身教育入门》（全日本社会教育联合会1971年），1972年编著了《终身教育论》一书等。

文部省的教育政策中也开始引入“终身教育”理念。1970年5月，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明确将“应对终身教育的施策”列为“教育与提高人的能力”的六大措施之四。[170] 1971年6月，中教审提出的教育改革最终报告《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整备的基本政策》（“四六答申”）中提出：“从终身教育观点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综合整备”[171]。1978年9月，中央教育审议会下设“终身教育小委员会”，专门研究终身教育问题，并于1981年6月向文部大臣提交了咨询报告《终身教育》，报告中将“终身教育”定位为“确立整个教育制度的基本理念”[172]。

日本政府各部门也纷纷就终身教育展开调查，截止到1978年2月，日本政府各种审议会提交的有关终身教育的咨询建议共41种，各省厅实施的相关调查40种；内容涉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体育、文化、校外青少年教育、幼儿家庭教育、职业培训、企业教育、广播教育、国民生活、休闲问题、妇女问题、老人问题、福利问题、人际关系、完善社会资本等。[173]地方政府也将“终身教育”列入教育计划。到1978年，47个都道府县及9个指定市中，有28个道县市制定了与终身教育有关的计划和项目。[174]

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日本的教育决策中开始将“终身教育”转换为“终身学习”。在终身教育这一概念导入日本以后，“最初对终身教育做出反应的是产业界”[175]，1972年3月，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发表的教育改革建议报告《新产业社会中人的发展——从长期观点看教育状态》中，首次明确将“终身学习”定位为教育改革的首要基本理念：“今后我国教育改革应该贯彻‘终身学习’的基本路线……”[176]即“今后社会中，打破历来划一的学校教育，支持‘自我启发的终身学习’，是文教政策的基本理念。必须通过家庭、地区社会、学校、企业提供多种学习机会，迅速完善人们成长的环境条件。”[177] 1981年6月，中教审向文部大臣提交的咨询报告《终身教育》中，也建议将“终身教育”置换为“终身学习”：“当今社会日新月异，人们为了自我充实、自我启发及提高生活质量，要求适当、丰富的学习机会。这种学习，以个人意志为基础，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段与方法，并在一生中进行。从这一意义上讲，称其为终身学习是合适的。”[178]可见，“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被动意义的“受教育”，后者是主动意义的“要学习”。显然，后者更能调动国民的学习热情，更有利于“终身教育”政策的推进。

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日本各级教育机构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为社会人提供学习机会。一是高等教育机构接收社会人入学。立教大学法学部1978年7月宣布从1979年度的入学考试开始实行“社会人入学”， 1984年度招收社会人入学的大学有160所（占该年度大学总数460所的34.8%）、人数4578人（其中夜间就读者89.3%），短期大学有194所（占该年度短期大学总数536所的36.2%）、人数2544人（其中夜间就读者81.1%）。[179]二是为社会人举办公开讲座。1986年度有338所大学（占该年度大学总数465所的72.7%）为成人、妇女、儿童、亲子、职业工作者等举办了各种讲座，听讲人数达33万余人；[180]高中也举行开放讲座，1980年有314所高中举办351场讲座、听讲者15386人，1986年有640所高中（占该年度高中总数5491所的11.7%）举办895场讲座、听讲者32011人，6年间举办公开讲座的高中学校数、举办场次及听讲者人数，均成倍增加。[181]各种社会教育机构也积极为社会人提供各种学习机会，1987年度教育委员会、公民馆、体育设施举办的各种学习班及讲座的听讲者1807万人，府县及市町村相关部门举办的学习班及讲座的听讲者1016万人，民间文化中心的听讲者136万人。[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