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日本国宪法》、1947年《教育基本法》及《学校教育法》规定了日本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两项基本原则：

（1）教育机会均等原则。

战后教育改革主体指出了战前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性。1946年3月的《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指出：“日本的教育制度……为大众和少数特权阶级准备了不同类型的教育……”[95]时任文部大臣高桥诚一郎1947年3月17日在众议院大会上陈述《〈学校教育法〉提案理由》时称：“以往的学制，国民学校初等科6年毕业后，一是升入国民学校高等科或青年学校，二是经中等学校进入高等学校或专门学校，两个体系截然区别，前者占国民学校初等科生毕业生的75%，这些人即使有能力，也几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96]基于上述认识，战后法律明文规定了“教育机会均等”原则。《日本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有依据法律规定、平等接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教育的权利”（第26条第1项）；《教育基本法》单列“教育机会均等”条款：“必须平等地给予所有国民与其能力相应的受教育机会，不因人种、信念、性别、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及门第而实行教育上的差别。”（第3条第1项）文部省《〈学校教育法〉提案理由》第一条即为“基于教育机会均等的考虑”。[97]

贯彻“机会均等”原则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六·三·三·四”单轨制学校制度。文部省《〈学校教育法〉提案理由》中写道：“简化学制，将原来的国民学校、青年学校、中学、高等女子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专门学校、高等学校、大学等复杂多轨的学制简化，根据身心发育阶段，原则上实行六·三·三·四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该文件所列第四条写道：“六·三·三·四制度不仅在美国，而且将成为世界性趋势，因此从世界文化教育的观点来看也是有意义的。”[98] 1947年3月的《学校教育法》所列学校仅包括小学（6年）、初学（3年）、高中（3年）、大学（4年），确立了“六·三·三·四”单轨学校制度，旨在避免精英教育的重演。

贯彻“机会均等”原则的另一途径是实现男女平等。战前初等教育实行男女分班，中等教育单独设置高等女子学校，大学几乎未向女子开放。而且，在义务教育年限上，文部省《〈学校教育法〉提案理由》中也承认：“现在，（义务教育的年限）女子为满12岁，男子包括青年学校在内为满19岁。这与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宗旨相抵触”，因此该提案理由第二条后半部分主张“取消男女差别。”[99]于是，1947年《教育基本法》单列“男女共学”条款：“男女必须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必须承认教育上的男女共学。”（第5条）1947年《学校教育法》中不再单列各级女子学校。

（2）九年免费普通义务教育原则。

该原则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义务教育“九年制”。日本战前原计划从1944年度开始将义务教育年限由6年（1907年开始）延长至8年，但由于应战而未能付诸实施。1947年《教育基本法》“义务教育”条款规定：“国民负有使其所保护的子女接受9年普通教育的义务。”（第4条）1947年《学校教育法》规定：“小学学制6年”“监护人有使6—12岁儿童就学的义务”；“中学学制3年”“监护人有使12—15岁儿童就学的义务。”二是义务教育“免费制”。战前1907年《小学校令》开始规定6年制义务教育不得征收学费。战后《日本国宪法》规定“义务教育无偿”（第26条第2项），1947年《教育基本法》第4条规定“国家及地方政府所设学校的（9年）义务教育，不征收学费。”三是义务教育“普通制”。战前的义务教育中也偏重职业内容，文部省《〈学校教育法〉提案理由》指出其弊端：“从（学生）心身发育不完全的时期便施以职业教育，决定其将来的方向，这从发展个性的教育观点来看是不合适的。”[100]正因如此，《日本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有依据法律规定、使其所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第26条第2项）上述《教育基本法》中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为“普通教育”；文部省《〈学校教育法〉提案理由》所列第二条即为“普及提高普通教育”[101]。1947年《学校教育法》规定：“小学的目的是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实施初等普通教育”；“中学的目的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根据身心发展实施中等普通教育。”[102]

上述“均等”、“普通”的学校教育制度基本原则，改变了战前“精英”“职业”的学校制度特征，是战后教育改革民主性的重要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