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战败，曾让日本失去了外交权。当时，美国为摧毁日本军国主义根源而对其实施严厉改革。但得益于杜鲁门主义和冷战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国对日政策很快发生逆转，日本被其视为远东地区抵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1951年美国纠集52个国家组织了对日媾和会议，签署了《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和约》）。这份和约因美国袒护而使日本的战争责任大打折扣，这引发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强烈不满。1952年《旧金山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时生效，以日美同盟为核心，日本得以重返国际社会。它相继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并于1956年成为联合国成员。

借力美国，在“夹缝中”开展独立外交，这是战后初期日本的外交现实。于是，它把东南亚作为外交突破口，这是因为该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其地理位置也至关重要，是连接中东石油与东亚的重要国际通道。二战时期，日本就曾遭受美欧物资封锁而急于“南下”侵占东南亚。战后，以“轻武装、重经济”为国家发展路线的日本，同样面临着资源、能源以及市场问题，而解决方式又仅有外交手段。

在精心“梳洗打扮”之后，日本把自己塑造为“亚洲一员”，这也是战后日本外交三原则内容之一。在1957年日本发表的战后第一本《外交蓝皮书》中，正式提出外交三原则：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以及坚持做亚洲一员。“亚洲一员”显然是为了获得亚洲各国的共鸣与信赖，以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地理、人员、历史、文化、心理以及精神之间的纽带”，来强调其亚洲地位。这样，既可以消除其侵略者的负面形象，还可能借助日美同盟和迅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实力而成为亚洲代表。

渡桥理论也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日本，必须依靠美国力量才能实现外交突破。在第二本《外交蓝皮书》中，日本提出要作为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国家”，携手美国一起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它勾勒出一幅日、美、（东南）亚“大三角”合作构想——由日本来协调美国和东南亚，因为前者拘泥于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后者则处于反殖民主义思潮之下，这样就能把美国资金、日本技术以及东南亚丰富资源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