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早在第一届安倍内阁期间，就提出了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概念。但很显然，当时只是一个想法，并没有确立通货再胀派的路线方针，二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当时，安倍经济方针还主要是继承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方针，也就是继续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削减财政支出、减少公共投资，依靠规制缓和等具体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此次“安倍经济学”却是一个新式“组合拳”，它几乎不涉及新自由主义路线，甚至要适度启用凯恩斯式财政刺激，这就是三箭之一的“机动的财政政策”。

“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三支箭”政策，意图要是要实现完美政策组合效果。首当其冲的就是“大胆的金融政策”，这主要由日本银行来承担，目标是形成日元贬值的稳定态势，借此来向市场提供充裕且“廉价”的资本，以此来大举提升日本国际竞争力，形成产品出口和服务贸易的两路夹击之势。其次是“机动的财政政策”。尽管日本财政已经是长期处于“寅吃卯粮”的尴尬困境，安倍政权必须高度关注日本财政运行风险，但是财政刺激仍必不可少，必须要实施启动，从而发挥“引水”或“起泡剂”作用，带动市场趋势。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度，日本普通国债累计余额已经突破774万亿日元，对GDP比高达157.5%。[3]也正因此，安倍内阁强调了“机动性”特征，也就是要尽量追求更高效的财政刺激效果。日本政府首先通过了一项补充预算额，其规模为10.2万亿日元。[4]

在此次“政策组合”中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三支箭，也就是“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其实，它本身也是政策目标所在，即要通过推动改革来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从而激发民间企业的活力，创造出新的产业领域，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倍内阁也草拟了一系列的经济增长战略，如“构建健康长寿社会”“创建日本版的NIH”，还有《日本产业再兴计划》《战略市场创造计划》《国际拓展战略》等。安倍本人还曾在多个场合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做一往无前的“钻头”，击破所有坚如磐石的改革阻碍。其实，安倍经济增长就是要对日本经济实施新的结构改革，彻底改善日本国内商务环境，比如降低法人税、撤销能源、农业和医疗等领域的各种规制、逐步改善劳动市场等。

于是，金融宽松、财政刺激和增长战略等三大改革，便成为拉动“安倍经济学”的三驾马车，三者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其改革推进的基本逻辑是：日本银行通过货币宽松而为市场创造大量的流动性，以此筑牢经济增长的最基础条件；然后，以政府主导的财政刺激和经济增长战略来寻找经济的新突破口。从改革的行政分担来看，日本银行和内阁府成为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财务省和经产省等相关部门则成为重要的实施机构。

不仅如此，事实上“安倍经济学”本身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在改革推进实施过程中寻找新的突破口。为此，安倍内阁高度重视组建集思广益的“吸智”机构，他高调重启民间精英能广泛参与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还设立了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等咨询组织，还任命了专门负责的“特命担当大臣”。为此，安倍内阁成员不断扩大，目前包括首相在内已增加至20人，远远超过了2001年《内阁法修正案》后“内阁成员限定14人”的规模。

安倍经济学启动之初，在内阁中出任金融特命担当大臣的麻生太郎、经济财政担当大臣的甘利明（2016年初因政治献金丑闻而辞职）以及统领整个内阁府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成为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领导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