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地区，中国与日本、美国、印度等大国之间的竞争是长期的、战略性的，难以短期发生根本性转变。中日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矛盾和冲突，并不是简单用批评、道歉、会谈，或者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等所能立刻解决的。中日两国内部长期积累的各种历史因素、文化因素，配之当代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国际因素等，共同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并最终决定着中日竞争与合作的模式和方法。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中日经济关系的历史性逆转，日本经济近20年的长期低迷，使日本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焦虑、惶恐和不安。过去几年中，日本有些主流媒体为了迎合日本社会的焦躁心理，曾经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大做文章，刻意宣传中国的负面形象，导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大幅下降，厌恶和敌视情绪在不断上升，一定程度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趋势。因此，要充分认识现实中日关系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历史根源性。

对于亚洲地区来说，不管由谁投资，只要是投资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则必会大大改善当地的经济环境和提升发展潜力。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如果能够达成某种战略默契，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机制，可以发挥各自在资源、技术、专利、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为亚洲乃至世界文明发展打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建设平台。[12]

因此，我们应努力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让中国和世界充分了解“一带一路”，动用各种有限力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尤其要动员和诱导发达国家大力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真正实现“文明共生”理念下的国际秩序重建。

注释

[1]葛日。剑雄、林毅夫等：《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44页。

[2]赛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琦、刘绯、张立平、王园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3]苏国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上、下），《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4期。

[4]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5]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赛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6]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7]金立群、林毅夫：《“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

[8]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22页。

[9]冯并：《“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44—162页。

[10]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历程》，《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

[11]王玉主：《“一带一路”:与亚洲一体化模式的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2]李向阳：《“一带一路”:定位、内涵及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