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明冲突”“文明共生”与国际秩序重构(1 / 1)

20世纪90年代,基于“文明冲突”的理念,亨廷顿提出国际秩序重构理论,曾经深刻影响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区安全。该理论是在默认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以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普适性为前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按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逻辑,未来的世界可以划分为几个相互冲突的文明,而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将对西方文明构成重要威胁。[2]

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实际上是以工业化时代组织、国家、民族、地域以及文化等之间的对立为前提,是在工业现代化基础上的人类社会行动能力、组织能力被无限放大后而形成的地域性、组织性对抗。工业革命的巨大能量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丰富财富的同时,也造成或大大加剧了组织间、地区间、民族间或国家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工业化引起了人的能力和力量的极大扩张,由此上升为组织、民族、国家或区域之间的力量差异,进而导致了群体之间的特殊利益诉求及其纷争,有时演化成地域性、民族性、国家性的发展不均衡和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现代化,并没有出现全球性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的同步化、大众化和对称化,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流误区,加之各地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文化习俗差异,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往往演化为组织间的高度不协调、冲突甚至战争。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虽然并不排除人类群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结盟,但这种合作和结盟是以对付共同敌人和获得共同利益为目的,而且时刻伴随着大规模的组织对抗、民族对立和国家冲突。“文明冲突”的逻辑常常是以牺牲他人或组织的利益为前提,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其结果往往是发达国家借助自己的人才、资金、技术等国力优势,凭借既定的世界体系、制度模式、交易框架甚至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等手段,使落后国家遭受变相掠夺、奴役甚至屠杀,使发展中国家最终难以摆脱贫穷和落后。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过分夸大了人类之间的对立、冲突,过分强调了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纷争,而未能全面认识文明之间的交流历史和融合现实,未能准确判断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演进的潮流和趋势,特别是没有认识到信息化对人际关系、组织关系、国家关系等带来的重大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变化、社会变革与文明融合。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不断失败,恐怖主义的全球蔓延,中东战火的连绵不断,多边谈判机制的长期停滞等,足以说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已经遭遇了严峻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区域自由化的大趋势下,伴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进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国际贸易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基于“文明冲突”逻辑下的国际秩序重构日益走向穷途末路。

基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特点,我们可以将世界文明史划分为文明孤立的农业时代、文明冲突的工业时代和文明共生的信息时代。基于信息时代的“文明共生”,是指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社区、部落之间,在彼此尊重文化传统和文明习惯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文明融合和互利共赢。[3]信息化时代的文明共生是以广域的、即时化的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为前提,是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产物。相比于工业化时代,人际距离和信息不对称将大幅缩小。人类交流信息的互联互通、即时化、大众化极大消除了工业化时代形成的组织壁垒,大大促进了地区、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和创新。[4]

“文明共生”的发展逻辑是对工业化时代“文明冲突”逻辑下的国际旧秩序的否定和重构。在“文明共生”的发展逻辑下,并不排除某些文明冲突的现实存在,但这些冲突是在承认人群、民族、国家等差异之上现实认知的反应。“文明共生”理念的根本点在于,在承认差异、对立和冲突的前提下,寻找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联络点、合作点和发展点。[5]文明共生是一种帕累托最优,它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种互利双赢的正和博弈。

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人群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存在的最广泛的经济合作、人际往来和文化交流必将成为维系国际秩序的主体。作为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柱和途径,将是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海陆交错的互联互通。[6]如果说工业革命开始于蒸汽时代的铁路建设,后工业化时代得益于航海技术、汽车技术和航空技术的大发展,那么信息时代的高速铁路技术则可能成为沟通陆路国家“文明共生”桥梁、化解“文明冲突”的重要生命脉络。

2013年,中国政府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共建倡议,旨在通过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7]。“一带一路”建设不同于过去发达国家依据自身的价值判断而设计的“支援”模式,它是真正反映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现实需求的协商合作模式,不附加任何政治要求和价值判断,通过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地区间国家的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发展的“文明共生”模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