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型经济体系中的各个子系统是一个相互协调、辅助的整体，它解决了20世纪50年代资金的缺乏、60年代劳动力的短缺和70年代的能源危机，使日本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当日本完成了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后，在单向开放（进口封闭，出口开放）的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在开放的条件和新的经济形态下，其制度优势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必然产生制度疲劳。如，随着日本工业化经济的实现，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加剧，在世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压力下，日本政府选择了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又弱化了日本银行对各商业银行的控制权。根据在东京证券市场上市的制造企业的银行贷款和总负债的比例，从1974年的90%以上，下降到了1991年的50%以下[11]，可以看出，随着日本企业经济实力的增强，出现了企业脱离银行的趋势。主银行制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丧失了对企业的监控权，从而导致了日本企业监管制度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造成整体经济秩序失控的局面，各种“代理问题”相继出现。再如，奥野正宽指出，以“保证雇佣”为基础形成的日本经济体系对外部的压力具有强大的抵抗力。但同时也积累了日本企业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造成经济的衰退。日本型经济体制是由各个子制度环环相扣、相互协调而形成的一个整体，所以一旦某个薄弱环节出现问题必将导致连锁反应的出现。当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成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设计的日本型经济体系的终结。当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变化，当日本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当新技术改变世界，技术和组织的变革造成产业变革的时候，当日益弱化的监控和膨胀的财富效应使泡沫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日本政府一旦放弃对银行的“护送舰队式”管理模式，虚体经济的某个环节的危机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使日本经济陷入低迷，这就不难理解日本从战后恢复到70年代的经济辉煌和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灭了。

在日本经济从战后恢复到实现赶超的过程中，当1975年前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质”的转变，即完成了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飞跃时，日本作为发展导向型国家就应该成为历史。但20世纪70年代中叶国际、国内的突发事件使日本“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得到了强化，从而使本应适时进行变革的经济体制，在面临着体制运行环境的重大变化时却开始处于超时效运行状态。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一种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生产率下降的制度性因素，成了制约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度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