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市东北部的高尔山下。这里原是1936年建立的伪满“抚顺高级典狱”，是日军用来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杀人魔窟。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军队改做兵营和马厩。1950年改为抚顺战犯管理所，为收容日本战犯，进行了全面整修，安装了暖气等生活设施，修建了澡堂、医院、礼堂等卫生、娱乐设施。这座昔日关押中国抗日志士的暗无天日的黑牢，变成了改造日本法西斯官兵的“再生之地”[10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典狱长大村忍及副典狱长岛口信重，如今沦为战犯，关押于此。真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监狱既已易主，结局当然不同，前者充满了人间悲剧，后者却谱写了人间奇迹。

改造日本战犯是一项充满挑战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诚如作家叔弓在纪实长篇《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中所言：“使命是神圣的，工程是旷世的，步履是艰辛的，经验是无价的，事件是顶尖的，故事是传奇的，人物是入史的，瞩目是全球的，遗产是人类的，传承是永恒的。”[107]

原管理所所长金源先生回忆这些战犯刚来时的情况说：

苏联移交我国的近一千名战犯，刚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趾高气扬，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佩戴军衔领章，态度骄横顽固，气焰嚣张。他们仇视中国人民，蔑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然叫嚣什么“日本国土小、人口多，资源贫乏，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争取空间，向外扩张是正当的”，极力为侵略中国的战争行为辩解，表现了军国主义者的凶恶本质。此时战犯们已身陷囹圄，却不服输，认为“战败并不是日本军队不强，而是战线太长，物资供应不足，实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的结果”。大有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气势。他们蔑视新中国，胡说什么“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有义务指导劣等民族”。认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美帝国主义的攻势下，中国“必然失败，将再度陷入混乱”。[108]

这说明，这些战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流毒影响，气势汹汹，态度强硬。归纳起来，开始阶段他们的思想认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09]

1.军国主义思想刻骨入髓，绝对服从，迷信命令；

2.盲目崇拜天皇，认为天皇是“现人神”;

3.崇尚为天皇卖命的“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

4.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认为大和民族是天神的子孙，应该统治世界；

5.坚持侵略理论，认为日本国土小，向外扩张是为了民族生存。

针对这些冥顽不化的日本战犯，管理所采取了“为了改造人而创造人类和平幸福生活的伟大政策”。具体说来，主要是推行以下方法，取得了卓越成效：[110]

1.把认罪作为战犯改造的起始环节和关键所在。

2.争取下层，分化中层，动摇上层，打击反动。

3.将社会发展规律教育，作为动摇和瓦解战犯反动世界观的思想武器。

4.打破旧监狱和社会隔离的陈规，组织战犯到社会上接受现实教育。

5.废除旧监狱虐待非刑的制度，给战犯以革命人道主义待遇。

6.通过生产劳动，改变剥削寄生恶习。

7.管教人员做改造战犯这所特殊学校的“恩师”。

从日本战犯入所的第一天，管教人员就严格按照上级指示，给予他们以人道主义的生活待遇，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打不骂，不侮辱，不训斥；实行营养配餐，定期改善伙食；按时、按季节发放日用品、糖果和衣裤；积极开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开展讲卫生活动；适当组织体力劳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活动[111]。如该书所述，在日本战犯生病的时候，管理所的医务人员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使这些战犯深受感动，幡然悔悟，为此后的认罪改造打下了基础。

认罪是促使战犯们自觉改造的第一步，也是完成改造任务的首要前提。认罪教育又分为三个步骤：（1）学习讨论，对照反省；（2）认罪悔罪，坦白检查；（3）评比鉴定，促进改造。主要目的就是促使这些战犯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促使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行，树立自我改造的决心。[112]

然而如同该书所述，这些战犯在自我认罪初期，往往多方推卸，不肯承认自己有罪。有些战犯虽然承认自己有罪，但害怕坦白后反而加重惩罚，甚至担心为中国政府提供审判的证据，顾虑重重，百般抵赖。

针对战犯的顾虑，管教人员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策划者和指挥者要负主要责任，但执行者也有罪，同样要老老实实地加以清算。只有老实认罪、悔罪，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接着，管理所启发日本战犯讨论三个问题：（1）是谁把大家拉上了战争犯罪的道路？（2）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3）

如何结束背井离乡的监禁生活而获得新的出路？这三个问题，如同三把钥匙，打开了战犯们的心扉。终于促使他们走向认罪坦白的道路。[113]

前日本陆军第39师团第232联队第1大队的中队长宫崎弘成为坦白自己罪行的带头人。[114]1954年4月的一日早晨，全体战犯被集合到院子里。宫崎弘走向讲台，开始向大家坦白自己的罪行：

我崇拜天皇，迷信神佛，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忠实猎狗。他们要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这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作了“忠君爱国”的英雄行为。我也这样去教育士兵：“只有多杀中国人，才是忠义，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为了锻炼日本和尚兵的杀人胆量，我拿被俘人员和和平居民，当作刺杀枪靶，亲手示范，再命令他们照样刺杀了数十名爱国者。为了试验战刀，我还亲手大劈活人，又把活人送给军医做开膛手术，葬送了好几十名中国人的生命。一九四三年底，我又煽动大队长山田孝夫，命令士兵袭击湖北省白阳寺村[115]，使全村化为火海，成百上千人被杀绝，就连逃到村子东头的四、五名携婴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也遭到我的枪杀刀砍……现在，我仅想一想这种可怕的过去，就觉得混（浑）身战栗！把一个活人，当一把草去处理，这样残酷的记录，在人类史上曾经有过吗？没有，只有帝国主义才这样做！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不仅是我的父母，全世界的父母，都不希望这样做！那么，是谁把我变成了可憎的杀人恶魔？是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我的上官！我要控诉，我要揭露，我要号召我们这一群人，要继续清算、打击我们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具体地说就是过去的自己和现在还不肯认罪的将官、佐官们！不要屈从上官们采用虚伪怀柔和威吓胁迫方法向我们的进攻！希望大家冲破过去的一切关系，放弃一切旧道德和旧感情，为了真理而崛起斗争！[116]

宫崎弘的发言，声泪俱下，激起了很多日本战犯的共鸣。

此后，日本战犯逐渐开始反思自身走过的人生道路，终于发现自己残酷迫害和屠杀中国人民，却是在所谓“正义”、“忠君爱国”、“英雄行为”等幌子的掩盖下实施的，不禁浑身战栗。经过管理所人道主义的待遇及学习改造后，他们最终恢复了人性，从肺腑里发出了清算自己、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呐喊，开始认识到自己是死有余辜的战犯！甚至在接受法庭审判时，不少人跪在地上，向中国人民真心谢罪，请求判处自己死刑。原陆军中将藤田茂在法庭上的陈述可谓其中代表：[117]

我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按我的罪行，杀一万个藤田茂也是应该的。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就这样，经过战犯管理所的成功改造，这些日本战犯终于完成了从魔鬼到人的转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