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中日近代化的不同之路

19世纪中叶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东亚各国被迫开国，濒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积极吸收西方各国的文化制度，迅速实现了近代化。而中国苦于内忧外患，未能赶上这波浪潮，近代化的道路迂回曲折。对于二者近代化道路的不同，之前的研究者们已从各个角度予以深入探讨。其中无法忽视的要素之一，则是明治政府与清政府对外认识的差别。

明治四年十一月十日（公历1871年12月12日），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便向欧美派遣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为副使的高规格政府代表团，史称“岩仓使节团”[73]。该代表团共计107人，包括46名使节团员和18名大使及副使的随从，43名华族、士族、书生等留学生。在第一站美国，使节团就因在修改条约方面不断碰壁，不得已改变原定计划，改为亲眼见识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吸取其长处，致力于日本的近代化。使节团一行历经约一年十个月，遍访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罗斯、丹麦、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瑞士等十二个国家，近乎贪婪地考察了政治、产业、经济、文化等各种设施。回国后，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岩仓使节团首脑，掌握了明治政府的主导权，他们立足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原理和十九世纪后半期国家政治实际情况，力图构建独自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岩仓使节团的欧美考察为之后明治政府的前进道路指明了方向。

另一方面，因鸦片战争而被迫开国的清廷却依然固守着传统的中华思想，并不关心与外国的交流。1906年，经过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清廷开始重视外国考察，并向日本和欧美派出堪称中国版的“岩仓使节团”——五大臣考察团，认真探讨立宪政治的可能性。这次向海外派遣政府高官考察团是在清政府灭亡五年前，比日本足足晚了三十多年。当时同被欧美列强强制开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早一步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在甲午战争中打败老牌帝国中国，日俄战争中又战胜俄国，对中国来说日本成为学习的范本，很多中国人都来到日本考察或留学。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到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人到日本考察和留学的热潮持续了十多年，从政治到经济，军事到教育各个方面，给中国的近代化带来了巨大影响，甚至被称为“日本式的中国”（A Japanese China）或“中国的日本化”（La Japanization de chine）[74]。

迄今为止，对清末考察热和留学热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对留学生的研究中，也涌现出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75]，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76]，严安生的《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轨迹》[77]等一系列优秀著作。与此相对，在对大规模的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的研究方面，尚未出现统观全局的系统性研究。由此可言，熊达云博士的《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堪称填补该领域空白的先驱性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