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20世纪60—70年代日苏西伯利亚联合开发计划之前，有必要先了解该时期两国在经济贸易领域里的发展状况，这是两国能够开展联合开发西伯利亚计划的前提，或者说是基础。

日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处于政治与军事对峙状况，但是两国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经济发展需要海外市场，同样苏联也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来填补自己因军事工业不断扩大而出现的相应短缺。当然，经济与政治是不能完全分开的，所以两国有限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常常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1956年12月日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次年12月6日两国正式签署了通商条约及贸易支付协定，此后两国经济贸易有了发展。然而这还只是一种缓慢的发展，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冷战”国际大气候影响，二是受到“北方领土”问题困扰。但70年代却出现了美苏两国扩大贸易发展的势头，这不能不对日本产生刺激作用。日苏两国在经济贸易方面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双方在经济贸易方面具有极大的互补性。日本拥有巨大的资金和技术，而苏联又拥有丰富矿藏资源。如果双方将政治分歧降低，将经济利益看重，就可以很好地进行互补性发展。这对于双方发展都是有益的。

日苏两国在战后经济贸易发展上，可以说60年代是相互摸底、相互促进阶段，形成了初期发展。如1960年8月，在莫斯科举办了第一届“日本产业展销会”。1961年8月，在东京举办了“苏联工商业展销会”。60年代双方高级经济贸易代表团进行了多次相互访问，1966年3月，日苏两国举行了第一届日苏两国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经济的互补性和利益的共求性，也为外交往来与条约、协定的签订提供了助推力。进入70年代后日苏经济贸易关系有了快速发展。

归纳日苏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后所开展的贸易，大体上有五种贸易形式。

第一，公司贸易。主要是两国政府之间开展的贸易形式。苏联方面是设在首都莫斯科的国家对外贸易部，其下按贸易物品种类分别设立数十个进出口公司（1972年有55家公司）。日本方面主要是驻莫斯科的各大商社，以这些进出口公司为窗口展开贸易。公司贸易额大体占日苏两国贸易额的95%，所以其为两国贸易的主要形式。也有人称之为两国一般性贸易。

第二，沿岸贸易。主要是与苏联远东地区进行消费物资交换贸易。沿岸贸易以苏联设在纳霍德卡市（位于远东地区滨海边疆区南边阿美利加湾西南的纳霍德卡湾）的苏联远东进出口事务所为窗口进行交易，完全是一种易货贸易。限度交易日期为一个月或两个月，滞留在纳霍德卡的日本中小商社参与这种贸易，日本地方贸易合作社也参与这种贸易。

第三，计划贸易。这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下设的日苏经济委员会，其根据不同物品分别设置不同的小委员会，各个小委员会分别制定自己的计划，再分别与苏联对外贸易部所属的有关公司签订贸易合同。例如，以河合良成为团长的远东森林开发委员会与苏联木材公司签订“远东森林开发计划”，即所谓KS计划，从1969年开始执行。根据该计划，日本方面为远东森林开发计划提供机械、拖拉机以及采伐森林劳动者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苏联方面则以采伐出来的木材支付货款。

第四，技术交流贸易。这是70年代初才被人们注意的贸易，是日苏两国之间以技术买卖为核心进行的贸易。例如，1963年10月23日，两国签订《连续铸造技术引进合同》，日本“神户制钢”引进苏联连续铸造技术，这也是日本首次引进苏联的技术。

第五，合作社贸易。主要是与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进行的贸易，其不进入国家贸易框架，是苏联方面唯一的以民间团体形式所进行的贸易。合作社贸易，以设在莫斯科的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的贸易部，即苏联合作社贸易公司为窗口，完全采用易货贸易形式，买卖同时签订合同。日本方面也是以合作社形式为条件，不过70年代初，为了满足苏联方面需求，也有部分日本中小商社开始充当中介作用。

在日苏贸易中，具有特色的为沿岸贸易。沿岸贸易是俗称，官方称呼为，“苏联远东地区与日本之间消费物资的交换”贸易。沿岸贸易主要集中在苏联太平洋沿岸最大的商港纳霍德卡市，苏联方面在该城市设置了远东进出口事务所，以此为窗口，与日本方面展开易货贸易。日苏沿岸贸易初期从帽、鞋等周身物品，到家庭生活必需品，范围逐渐扩大，最终形成日苏联合开发西伯利亚计划。

日苏沿岸贸易，由来已久，两岸人们很早就有易货贸易的传统，这一传统也为二战后两国沿岸贸易发展打下了基础。二战后日苏沿岸贸易大规模发展是在1963年开始的。1963年日苏签订第二次日苏三年贸易支付协议（1963—1965年），其附属文件对沿岸贸易给予认可。1966年第一届日本沿岸贸易展销会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日本的北海道、青森、岩手、秋田、山形、新潟、富山、石川、福井、鸟取、岛根、长野、神奈川、广岛、兵库、奈良等县，带着自己的地方产品参加展销会。日苏沿岸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日本地方经济的发展。例如爱媛县的毛巾和柑橘在苏联大受欢迎。爱媛县今冶的毛巾，1970年度销售额为9亿日元；宇和岛的夏季柑橘，在1971年度销售额大约为650万日元。岐阜县的陶器也在苏联大受欢迎，1970年7月，岐阜县的贸易合作社与苏联杂品进出口公司签订16亿美元的购买合同。同样，沿岸贸易作为一种易货贸易制，也为苏联的大量资源，特别是木材交易到日本开辟了通道。大量木材输入日本，使其主要接受港口城市新潟的地方经济得到发展。

对于开展日苏双边贸易，两国有关人士不仅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71年10月20日，苏联最有权威的报刊《真理报》，发表了斯帕塔亚的论文，其对日苏贸易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总结。斯帕塔亚曾担任苏联驻日本通商代表部首席代表，他的论文内容比较实际、客观，而且该论文发表在日苏恢复邦交15周年纪念日（10月19日）的次日，更有特殊意义。论文较长，重点分析了日苏协作的实际状况，特别指出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与日本产业发展有相互联系的必然性。论文中讲：“我国从日本进口，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具有很大意义。我国从日本进口，包括化学、纤维素、纤维、纸、纺织品、机械制造业的成套设备，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机械、设备、船舶、压力设备、工作机器，以及压力铁制品、导管、化学产品等工业材料。近年来，我国从日本进口消费物资及其制造原料明显增加。如纺织制品、缝制品、各种鞋类、布料、化妆品、毛线、人造丝、合成纤维等。苏联经济界有关单位，与日本产业界已经结成了紧密关系。日苏贸易的成功发展，没有怀疑的余地。但是，为了今后日苏之间的全面经济发展，必须指出还有许多可能性没有被利用。”[2]

日苏经济贸易发展，确实如斯帕塔亚论文中所指出那样，有很大的互补性。苏联国内经济结构，出于国内外各种因素决定，长期实施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政策，而且苏联又是地大物博，各种各样的天然资源尚未被开发。日本则是严重缺少天然资源的国家，虽有资金、技术、设备，但无用武之地。另外两者结合也有地理上的优势。就苏联而言，其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要兼顾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日本进口大量轻工业品，正好补充这样不足。例如，从乌兰克用火车将苹果运输到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人口45万），须运行1.8万公里。而从日本青森县用船只将苹果运输到纳霍得卡市仅为15个小时，运输到哈巴罗夫斯克也仅有900公里。这样对比看，运输到的苹果，无论新鲜度上，还是在经济效益上都非常明显了。据统计，日本对苏联轻工业品出口，1969年为1.0074亿美元，1970年为1.0381亿美元。而日苏贸易额占日本全年出口贸易总额，1969年为37.6%，1970年为36.2%，大体超出了1/3。[3]

日苏贸易的扩大，也为日本经济贸易开辟了新的途径。1971年日美发生纺织品贸易问题纠纷，美国采取限制日本纺织品进口措施。当时，日本纺织业是其出口创汇主要产业，特别在地方工业中，纺织业为主要支柱产业，其受到很大打击。几乎同时，由于美元危机引发的世界通货不稳定，使纺织业更加艰难。过去顺风满帆的贸易界，瞬间面临巨大打击。以日美贸易为支柱的日本产业界，甚至连转换市场的时间都没有，举步维艰。而日本部分地方产业界，在几年前就利用日苏沿岸贸易，尽力减少了因日美贸易摩擦而带来的损失。这一事件促使日本经济界人士不得不思考，如何发展贸易市场的多元化。正是在贸易市场多元化的思想指导下，日本推动了日苏贸易的发展。

1971年12月17日，在东京大手町的经团联会馆举行了“关于日苏沿岸贸易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日本沿岸贸易促进议员恳谈会会长稻叶修，做报告的有对苏联东欧贸易会会长崛江薰雄、日苏经济合同委员会的石油委员会会长今里广记，新潟市市长渡边浩太郎。出席会议的有自民党政调会会长小坂善太郎、能源综合开发委员会会长二介堂进，原法务相植木甲子郎等一批政府高级官员和经济界上层人士。会议除讨论如何发展日苏之间沿岸贸易外，与会者普遍对美苏贸易扩大势头感到焦躁不安。[4]

1970年美苏两国贸易总额为1.8亿美元，仅相当于同年日苏两国贸易额的1/4。但是1971年美国商业部长斯坦茨访问莫斯科，接着尼克松总统也访问了莫斯科，进一步推动美苏贸易的发展，40天内双方签订的贸易额就突破10亿美元。如斯坦茨访苏期间，美国6家公司与苏联有关方面签订1.25亿美元的合同，其中美国钢铁公司向苏联出售6000万美元的矿山开采、石油开采设备，美国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向苏联出售130万美元的计算机系统，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向苏联出售电信管理系统。另外苏联农业部长玛克彼奇访美时，明确提出进口美国农产品。美苏贸易势头扩大，使日本方面感到，如果自己再迟缓，可能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也会成为美苏谈论的话题，特别是秋明石油进口计划，使日本方面更感焦躁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