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签订中立条约，表面上看两国关系已经缓和，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却在考虑新的对苏战争。1941年4月10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会见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里宾特洛甫说：“由于苏联的所作所为，使德国可能在今年内对苏联发动进攻。”[2]4月16日大岛电告东京，然近卫文麿内阁以此情报真假难辨为由给予否定。5月15日，日军参谋本部也对近来收到有关苏德开战情报进行研究，认为德国在攻英战役结束前，不会发动对苏战争。6月3日、4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分别会见大岛浩，再次向他透露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希特勒说：“德苏关系现在越来越恶化，德苏战争大概是不可避免了。”里宾特洛甫说：如果日本“感到在南进中有困难的话，欢迎日本北进协助德国进攻苏联”[3]。会见之后，大岛浩再次电告东京。

对于大岛浩再次来电，日本内阁仍然持否定态度。6月6日外相松冈洋右上奏天皇：“德苏关系，六分协定，四分开战。”[4]日本军界则确信苏德战争即将爆发，但关于日本在苏德战争中应采取什么政策分歧很大。日本陆军此时在中苏、中蒙边界已形成与苏军对峙局面。日本陆军内部主要有三种主张：第一，把军事重点放在南方，利用苏联对日本北方威胁削减之机，加强武力南进，以解决战略物资；第二，把军事重点放在北方，不论苏联远东军兵力是否削减，都应与德军相呼应，占领苏联远东领土，以确保日本北方的安全；第三，此时不介入对苏战争，也不介入对英战争，应等待时机，在北方、南方都要加强准备，提高战斗力。6月14日陆军省、参谋本部决定以第三种主张为基础，制定了《适应形势转变的国防国策》作为陆军对待苏德战争的政策，即以日军同时在南北两方面进行战争准备为基础。在北方如果苏德战场出现对日本有利时机时，日本就参加对苏作战。日本陆军对这一政策解释说：“解决北方问题，必须要大规模地行使武力，为此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尤其是**燃料，实际上必须求于南方，因此断然地强行解决北方问题是危险的。”[5]

6月18日，参谋本部制定了南北准备战争的方案：

（一）准备（警戒）态势

对北方：原驻中国东北与朝鲜的14个师，并从日本国内调入2个师。

对南方：驻中国关内的24个师等待时机。

中国战场：保持22个师。

（二）预定进攻态势

对北方：将日本国内5个师和从中国关内抽调4个师转用北方，另外从中国关内抽调6个师作为预备队。

对南方：再增加日本国内5个师，另外从中国关内抽调6个师为总预备队。

6月22日，德国以突然袭击方式，对苏联发动全面进攻。26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吉本贞一中将向其部下通令：“有关随着苏德开战，关东军加强备战的事项，称之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6]

6月25日至7月1日，日本军界和政府就苏德战争爆发与国策问题召开会议。外相松冈洋右从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起就极力主张：“苏德开战的今天，日本应当与德国协力讨伐苏联。”[7]而在日本军界内部，海军在坚持“北守南进”的原则下，接受陆军南北备战等待时机的政策。这样在会议上，松冈外相与军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参谋总长衫山元反驳松冈说：“现在中国战场牵制着日本陆军绝大部分，外相所言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作为统帅部首先考虑的是战争准备，现在还不能谈是否参战。仅就关东军而言，它的战争准备就必须花费40至50天，把现在的兵力转变到战时体制，进一步到发动进攻，还必须花费时间。然而在这段时间内，苏德战争的进展情况也就判明了。”[8]松冈立即对苏作战的主张被否定。7月2日在天皇参加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界的南北备战政策得到最后通过，也就是说，参谋本部的南北准备战争方案得到天皇的认可。

在参谋本部方案中，其北方备战方案，即“关特演”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