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战争形势对日本有利时，日本要破坏中立，然而战争形势对日本不利时，日本又要拼命维护中立。1941年10月，“决心对美一战”的东条英机内阁成立。东条在积极准备对美开战的同时，最关心的就是苏联是否遵守中立条约。只有苏联遵守中立条约，日本避免两线作战，才能保证对美开战的顺利进行。为了确保苏联遵守中立条约，东条内阁提出了以日苏中立关系的特殊地位，为苏德两国媾和进行调节，消除日苏两国的间接敌对状态方案。11月15日，日本大本营会议通过了“据苏德两国的意向，促使两国媾和”的决议。[11]然而苏德战场愈演愈烈，日本所谓媾和方案，只能像1941年4月3日大岛浩大使来电所说那样“苏德两国无实现单独媾和的可能性”[12]而夭折。

1941年12月7日，日本以偷袭的形式，挑起太平洋战争后，虽然仅半年内就完成了占领东南亚的计划，可是从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后，日本就丧失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海空优势，并且日益走向下坡路。在东南亚，日军的武装占领，没有吓倒东南亚人民，相反却迫使东南亚人民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日本军队不仅战略物资很难保证，而且还要忙于对抗各地的抵抗斗争。在中国，日本海外总兵力的一半仍然深陷中国难以自拔。然而在这种形势下，1942年8月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德国却极力要求日本参加对苏作战。参加对苏作战无疑意味着日本将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于是日本只好多次对德国表示：“帝国目前形势下，对苏采取积极方针，势必造成帝国力量的过度分散，不仅对大局不利，而且会减少帝国在东亚对美英的压力，从而增加美英对欧洲作战能力的危险。此外，也将会给美国对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13]实际上是完全拒绝了德国的要求，日苏中立条约也继续维持下去。

随着中途岛战役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地位日益恶化，维持日苏中立条约对日本来说，也就陷入越来越困难的局面。日本不仅对苏联单方面违反日苏中立条约的行为无力制止，甚至发展到主动让步换取苏联对日中立状态。如1942年4月至1944年11月，美国飞机轰炸完日本后，先后有七次在返回途中着陆于苏联远东领土堪察加地区，日本虽然不断提出抗议，但是苏联方面仅以美国飞机是突然故障情况下着陆，苏联按照国际惯例扣留机上人员来应付日本。日本除提出抗议照会外，也只能听之任之。再如，苏联为了补充在苏德战场上的消耗与恢复战斗力，需要得到巨大的物资援助。美国根据租借法提供给苏联的援助，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物资是通过北太平洋航线进入西伯利亚的。这些运输货物的船只，有苏联的，也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转让或者租借给苏联的。1943年4月28日和29日，日本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属于美国船只为敌对国船只为理由，先后两次扣留了三艘航行于宗谷海峡的苏联运输船。[14]然而在苏联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后，日本为了维持日苏中立，只好乖乖地迅速开释扣留的船只，对于此后类似事件，日本也只好采取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态度。另一方面，1943年6月19日日本大本营会议决定：“帝国为了保持日苏间的平静，使苏联严守中立……将库页岛北部的石油及煤炭利权有偿转让给苏联。”[15]1944年3月30日，日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协议。

“中立”本身意味着双方的砝码相等，双方承受着同样的压力，但是如果这种平衡失去的话，“中立”就会倒向一侧而受到破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已明显处于优势的条件下，尽管日本极力维持日苏中立状态，但是苏联的对日态度却逐渐强硬。1944年11月6日在苏联召开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7周年大会上，斯大林首次发表了谴责日本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侵略国家的演说。接着1945年2月，在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决定在欧洲战场结束的二至三个月后对日开战。然而此时蒙在鼓里的日本，还在极力选择访苏特使，以进一步维持日苏中立状态。1945年4月5日，在苏联取得对德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夕，苏联外长莫洛特夫会见了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通知苏联政府决定废弃日苏中立条约。1945年8月9日在中美等国取得对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夕，苏联宣布对日开战。这样日苏中立状态就彻底结束了。

日本的日苏中立政策是适应它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现在日苏中立条约在有利于反法西斯联盟的情况下废除，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它预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于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入侵，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最后战胜德国法西斯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也对日本法西斯维持它在华的侵略和发动太平洋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注释

[1]本节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91年2期。

[2]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11頁。

[3]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条約の研究》、南窓社会，1985年，第104頁。

[4]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0页。

[5]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320頁。

[6]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321頁。

[7]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322頁。

[8]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322頁。

[9]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2页。

[10]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条約の研究》、南窓社会，1985年，第110頁。

[11]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9页。

[12]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0页。

[13]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 702—703页。

[14]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条約の研究》、南窓社会，1985年，第148頁。

[15]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