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爆发的苏德战争是对日苏中立条约的第一次考验。主张把日本和德国紧紧拴在一起的代表人物松冈洋右外相仿佛把他刚刚亲手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忘得一干二净，当天上奏天皇：“苏德开战的今天，日本应与德国协力讨伐苏联。”[2]6月24日，苏联驻日本大使斯麦塔宁会见松冈外相，就苏德战争中日本是否遵守中立条约询问松冈外相。松冈回答说：“日本外交的基础是三国同盟，如果这次战争与这个基础发生矛盾，中立条约将会失去效力。”[3]显然，这就是说日本不会遵守中立条约。另一方面，日本陆军为了确保其方针的实施，便与海军进行协商。海军在坚持“北守南进”的原则下，接受了陆军的方针。这样日本陆海军在对苏德战争的方针上取得了一致。

1941年6月25日至7月1日，日本统帅部与政府间就苏德战争的形势变化与国策问题召开了会议。会上松冈与军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松冈针对军界对待苏德战争的方针指出：“如果军界确认苏德战争将会在短期内结束，那么日本不应该南北都不动。如果确认苏德战争能在短期内结束，就应该先向北进。如果德国打败苏联后，再谈解决对苏问题，那么日本会在外交上陷入被动。如果尽快对苏开战，美国不会参战的。……如果像统帅部方针那样采取观望的态度，日本将要遭到英美苏的包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4]然而参谋总长衫山元却对其解释说：“现在中国战场牵制着绝大部分日本军队。（松冈所言）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作为统帅部，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战争的准备。现在还不能谈是否参战。仅就关东军而言，它的战争准备就必须花费四十至五十天，将现在的兵力转变为战时体制，进一步到发动进攻，还必须花费时间。然而这段时内，苏德战争的进展情况也就判明了。”松冈没能说服统帅部的军官们，这样于7月2日御前会议上，日本最后以军界的主张为基础，制定了新的国策，即南北双方皆进行战争准备，在南进的同时密切关注北方的变化，如果苏德战场出现对日本有利形势时，日本就参加对苏作战。

新的国策确定后，日本在关注苏德战场变化的同时，开始了积极的备战活动。日军参谋本部估计，苏联远东兵力约为三十个阻击师，二千八百架飞机，一百零三艘潜艇。而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为十三个师团，八百架飞机。双方兵力相差甚大。因此他们确定苏联远东兵力减少到一半到十五个阻击师（与日本动员师团人数相比，一个阻击师约为日本一个师团人数的75%，约等于日本的十一个师团）时，才能作为日本参战的条件。另外，为了确保对苏开战后顺利进展，日本还必须增加关东军兵力，使其达到对苏联远东军兵力的二倍即二十二个师团。[5]这就出现了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即大规模地调兵于中国东北，准备对苏开战。

7月2日，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来电，在苏德战场上“苏联军队的后防精锐师团已经大部分被消灭或正处于被包围中，马上就要被完全消灭，……苏联军队进行的不是世人所说的退却作战，而是短期内战争就要结束”。7月4日，日本驻苏联大使建川美次郎来电，苏联准备迁都，到处是战败的景象。[6]可是7月21日参谋本部得到报告，苏联兵力西移的很少，特别是日本准备攻击的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地区还没有移兵的迹象。[7]面对这些报告，参谋本部内部出现了是否仍坚持苏联远东军减少一半为开战条件的争论。有人提出对苏作战重要的是时间，西伯利亚的冬季很难开展大规模作战，因此不必拘泥于非要等待苏联远东军减少一半为开战条件，应以7月15日苏联部长议会上决定把首都迁移乌拉尔地区这一政治事态作为进攻的开始。[8]但是苏德战场进行一个月后，德军的进攻速度明显不如初期快，这种主张也就消失了。

此时在南方，随着日本南进的扩大，日美矛盾更加剧烈。7月29日，日本迫使法国维希政权签订了日本与法属印度支那共同防务协定，同日日军侵入了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事先得知这一行动后于7月26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资产，8月1日宣布禁止石油等战略物资对日出口。日本最担心的石油禁运的厄运终于来临。在北方，日本虽然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将大批部队调入中国东北，但是作为进攻苏联的主力军——日本陆军的绝大部分，至今仍深陷于中国关内战场，这就使日本绝对不敢轻举妄动。8月9日参谋本部做出决定：“无论苏德战场如何演变，取消在1941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计划，专心致力于南方方针。”[9]另一方面，近卫首相也以驱逐积极主张北进的松冈外相为目的，于7月18日解散了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了第三届近卫内阁，新任的外相是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7月25日苏联驻日本大使斯麦塔宁再次就日本是否遵守中立条约询问丰田外相时，丰田外相给予肯定回答，同时丰田也要求苏联必须做到：（一）不得把苏联的远东领土割让，卖给或者出租给第三国，或者在此提供军事基地。（二）如果苏联与第三国缔结军事同盟的使用范围涉及东亚或与第三国缔结以日本为目标的同盟，给日本带来直接威胁，这就完全违反了中立条约，因此日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10]对于日本上述要求，苏联迫于苏德战场压力，很快于8月13日由斯麦塔宁大使代表苏联政府给予肯定的回答。日苏双方紧张一时的关系又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