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界就如何调整日苏关系问题，明显地形成两大派，即主张同苏联缔结条约派与反对同苏联缔结条约派（以下简称缔约派与反对派）。缔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第二近卫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松冈洋右、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驻德国大使大岛浩、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反对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阿部内阁首相阿部信行、外相野村吉三郎、米内内阁首相米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

缔约派强烈要求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但对于如何缔结条约问题，内部又出现分歧，以近卫、松冈、白鸟及大岛等人为代表，主张以日德意三国同盟为基础，利用三国同盟的威力来迫使苏联对日让步缔结条约。以东乡等人为代表则反对利用三国同盟来调整日苏关系，主张直接与苏联调整关系，缔结条约。

近卫、松冈、白鸟及大岛等人的主张是受到德国关于“四国联盟”宣传的影响。1939年9月1日，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前夕8月30日上台的阿部内阁，遂于当天宣布“帝国不介入欧洲战争，专心致力于解决对华问题”的声明。[19]日本这种外交态度，对于德国是极大打击。此时德国急需日本在远东牵制英国、苏联的力量，防止美国参战。于是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便提出，如能缔结一个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样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话，既可解决日苏矛盾，又可解决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引起的日德矛盾，进而协调形成日德意苏联合抗英的“四国联盟”的主张。[20]对于德国来讲，战前它想利用日本除牵制美英外，更重要的是牵制苏联，保持东线的暂时平静，因此1938年后，德国一直要求日本再签订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但是日本迟迟不做最后决定，这样它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对于日本来说，既利用德国牵制苏联，便于它侵华，但是它又怕与德国签订军事同盟会更加剧与美英的矛盾，不利于它侵华，因此对德采取保持一定距离对策。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却使它大失所望。这样在柏林，里宾特洛甫多次会见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宣称“如果德国在这次战争中失败，西方的民主国家将会结成同盟，阻止日本的一切扩张，特别是将取缔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如果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日德友好关系，日本的地位将会巩固”。接着他又说：“在反英问题上，德意日三国利益与苏联利益是一致的，如果结成德意日苏四国联盟共同反英，这将会在未来的国际政局中起决定作用。”里宾特洛甫又表示德国愿为调节日苏关系发挥中介作用。[21]在东京，德国驻日大使鄂图更是积极地向日本上层人物宣传里宾特洛甫的主张。德国的“四国同盟”主张，不仅促进了日本对苏政策的转变，而且对日本的对苏联关系如何调整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德国的“四国同盟”宣传，迎合了此时近卫、松冈、大岛及白鸟等人的主张。因为此时日本不仅需要摆脱因侵华战争而造成的国际孤立地位，而且更需要外来力量支持它与美英等国力量抗衡，使它确保实施南进政策，解决侵华战争问题。他们在里宾特洛甫主张基础上又提出：“当今世界的国际斗争，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世界现状和要求维护世界现状的国家间的斗争。美英法是要求维护现状的势力，而日德意苏四国是要求改变现状的势力，因此四国联盟就是极为必要的。”就双方实力而言，“日德意苏四国的联合力量，在外交上、军事上、经济上，决不次于美英法的力量”。就侵华战争而言，“目前重庆政权有两个支柱或两只脚，即美英和苏联”。如果南进切断美英这只脚，剩下就是苏联，如果日苏关系得到改善，苏联就会放弃援华，那么不过半年，既可解决中国战争，又可确保实施“北守南进”计划。[22]对于调整日苏关系，他们认为应首先缔结三国同盟，再利用三国同盟的威力来迫使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四国同盟”条约。同时他们也感到接受德国积极主张的三国同盟，意味着可以换取德国在日苏关系调整中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大战爆发不久，从德国传来1939年8月30日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会谈上，斯大林明确表示希望与日本友好并且希望德国从中帮助的消息，[23]这就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与此相反，东乡等人则认为：“调整日苏关系与所谓三国同盟没关系。如果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一可以削减重庆政权的抗日意志，第二可以使美国反省一下对日的强硬态度，有利于开展日美协调外交。”[24]

反对派的主张同缔约派的主张相比较，在对苏态度上，表现出了极为消极的倾向。他们认为“如果全面调整日苏两国边境争端问题，实际上就可取得与互不侵犯条约相同的结果”。而且“互不侵犯条约是很远的事，有没有多大作用”。反对派对“四国联盟”的主张更是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借用苏联力量来抗衡美英力量的主张是非常幼稚的。不仅在物资上，而且在精神上也不会起到与美英抗衡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关系方面，日本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因此也是极其危险的”[25]。反对派认为，日本应与美国调整关系，解决日美间因日本侵华所造成的矛盾，以摆脱国际孤立的地位。

诺门坎事件中日军惨败，使日本对苏强硬政策严重受挫，为日本主张与美国调整关系的反对派上台创造了条件。于是在大战初期出现了反对派控制政权的局面。阿部内阁一方面就所谓“满蒙”边境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9月16日双方正式签订诺门坎停战协定；另一方面派野村外相与美国就日本侵华问题进行谈判，但是由于美国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出全部侵略军，而日本则坚持它的侵华政策，遂使谈判很快陷入僵局。1940年1月16日阿部内阁被迫辞职。继任的米内内阁，实际上仍坚持了前内阁的对外政策。然而米内内阁正处于希特勒德国在欧洲对英法等国取得巨大胜利时期，日本上下把这种形势称为南进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因而“不能误了这班车”的叫嚣盛极一时。日本陆军公开支持缔约派的主张，鉴于反对派内阁反对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日本陆军便提出缔结日苏中立条约的对策。1940年5月陆军起草了《日苏中立条约》草案，其共四项条款：（一）日本国政府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以1925年1月20日双方签订的两国关系基本法则为其关系的基础。（二）缔约国的一方，在受到破坏和平的一个或几个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在此期间应保持中立。（三）缔约国的一方应尊重另一方有特殊密切关系的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四）本协定从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26]陆军的草案得到海军的支持，迫于压力，走投无路的米内内阁不得不通过此案。

1940年7月2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代表日本政府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递交了日方草案，然而在草案中，东乡又加入了“双方应维护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的字样，反映出东乡等人坚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思想。莫洛托夫接到草案后，马上表示，缔结中立条约“符合日苏两国的利益”。同时指出：“鉴于英法荷的近况，在南洋方面日本面临着军事上、经济上的问题，对于在国际间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日苏两国，从相互利益和权益考虑，加强相互间稳定关系，是符合这种现实的变化。”[27]这说明，苏联不仅同意缔结日苏中立条约，而且对日本的“北守南进”政策也表示赞成。苏联就是要利用日本南进，日美英矛盾的加剧来减少日本对苏的压力。在这次会见中，当东乡大使询问苏联是否放弃援华这个日本最关心的问题时，莫洛托夫爽快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苏联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苏联现在正忙于自己的国防。”[28]这无疑是给日本一个默许。苏联的明朗态度，更激发了日本军界和缔约派的热情。于是7月6日陆军便以陆相畑俊六辞职，拒绝推举继任人选的办法，迫使米内内阁于7月22日垮台。

1940年7月22日在陆海军的支持下，主张对苏缔约的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可是新内阁马上又遇到来自苏联方面的阻力。苏联想利用日本急于“北守南进”的愿望，收回1925年日苏基本条约附属议定书（乙）中，关于日本在苏联领土库页岛北部开采石油、煤炭的权利。[29]对于苏联的要求，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认为同缔结日苏中立条约相比，是“失小利大”，主张接受。[30]但是海军表示反对，海军认为库页岛的石油，对于缺少石油供应的海军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1]外相松冈也表示：“放弃利权来换取日苏缔约是不可能的。”[32]这样调整日苏关系的工作便陷于搁浅状态。这样外相松冈便提出了首先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然后利用三国同盟的威力，利用德国对苏的影响来迫使苏联接受日苏缔约和“四国联盟”的主张。

1940年9月松冈会见了德国特使斯特玛，斯特玛表示德国愿意为调整日苏关系而努力，[33]这就更增加了松冈的信心。可是日本海军表示反对缔结三国同盟，海军担心如果日本和德意缔结同盟会引起美英等国的强烈反对，使日本卷入新的战争。海军认为日本现在还不具备同美英开战的条件，但是海军又因石油问题而积极主张南进，在这种矛盾心理下，迫于当时日本国内力主缔约的政治压力，海军只能像丰田贞次郎次官表示的那样——“不得不赞成”。[34]新内阁将连接三国同盟与调整日苏关系的东乡大使撤回，任命陆军中将建川美次为新的驻苏大使，以推动他的对苏外交政策。

松冈在完成了外交方案的准备工作后，1941年3月12日离开东京，前往欧洲处理对苏问题。3月26日松冈途径莫斯科来到德国首都柏林。此时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势力已经进入巴尔干，并把矛头指向苏联。希特勒不仅放弃了四国同盟政策，而且下令积极准备对苏开战。柏林会谈使松冈大失所望，德国毫无关心调整日苏关系之意，却暗示近期会爆发苏德战争。松冈利用三国同盟威力，借助德国调整日苏关系的方案遂告破产。4月11日松冈走访意大利后，再返回了莫斯科。此时德国已经开始大举进攻东南欧地区，苏德战争迫在眉睫。松冈感到此时苏联会更急于调整日苏关系，以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所以松冈在第一次与莫洛托夫会谈时，提出无条件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莫洛托夫毫不让步坚持原来立场。于是第二次会谈时，松冈又提出无条件缔结日苏中立条约，莫洛托夫再次加以否定。眼看谈判陷入僵局，松冈失望地准备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斯大林会见了松冈并许诺：“关于库页岛利权问题，几个月后再努力解决。”[35]这样消除了日苏缔约中的障碍，双方于4月13日晚正式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一）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护相互间的和平与友好邦交，相互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二）缔约国一方受一个或几个第三国敌对攻击时，另一方应始终遵守中立。（三）该条约自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如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自动延长五年。[36]接着双方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37]

从日苏缔约的曲折过程可以看出，日本缔约派始终坚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非中立条约。日本之所以坚持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是要阻止苏联援华和确保它“北守南进”政策实施，二是希望能实现日德意苏四国联盟，使它增加同美英等国抗衡的力量。而苏联则担心日苏两国关系过于密切会导致苏联与其他国家的恶化，[38]造成未来战争中树敌过多的困境。

从日苏中立条约的内容及声明来看，她实际上是互不侵犯条约与中立条约的混合体，它适应了日苏双方的要求。对于日本来说，“遵守中立”，可以使苏联放弃援华。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可以使它实施“北守南进”政策。这也就达到了日本所要追求的主要目的。然而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并没给日苏两国的和平带来可靠的保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变化，日苏两国关系仍不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注释

[1]本节发表于《世界历史》1990年2期。

[2]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条約の研究》、南窓社会，1985年，第57頁。

[3]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5—186页。

[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编：《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东京1975年版，第147页。

[5]朝云新闻编集局编：《防卫手册》，1980年版，第423—433页。

[6]朝云新闻编集局编：《防卫手册》，1980年版，第428—429页。

[7]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页。

[8]《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7期，第88页。

[9]崛内謙介監修：《日本外交史》第21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6年，第227頁。

[10]防卫厅防卫研修所编：《战史丛书（40）海上护战》，1971年版，第2页。

[11]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0页。

[12]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6页。

[13]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8页。

[14]《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89页。

[15]华东师范大学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16]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4—175页。

[17]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01页。

[18]防卫厅防卫研修所编：《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147页。

[19]藤村道生：《世界现代史（1）——日本现代史》，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第198页。

[20]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35頁。

[21]崛内謙介監修：《日本外交史》第21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6年，第226頁。

[22]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38頁。

[23]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34頁。

[24]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第240頁。

[25]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条約の研究》、南窓社会，1985年，第66頁。

[26]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52—253頁。

[27]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57頁。

[28]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条約の研究》，南窓社会，1985年，第111頁。

[29]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第109頁。

[30]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第217頁。

[31]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78頁。

[32]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79頁。

[33]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80頁。

[34]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05頁。

[35]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09頁。

[36]鹿岛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52頁。

[37]鹿岛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53頁。

[38]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第216—2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