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它一方面将侵略战火进一步扩向中国华北，另一方面开始了北侵苏联的叫嚣。对于日本来说，不仅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水火不容，而且与中国比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它侵略中国的严重障碍。另外，日本也看到了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妄图使其成为反苏反共的先锋的阴谋，日本为了取得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侵略活动的纵容与支持，便于它向华北地区侵略扩张，便打起反苏的旗号。1936年11月，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缔结了“防共协定”，目的是利用德国牵制苏联，减轻苏联对日的军事压力。1937年，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所谓“满苏”“满蒙”边界线上不断地挑起同苏联的军事争端，以期达到以攻为守、声北击南的目的。诺门坎事件就是其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对苏武装挑衅活动。

1939年4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令所属日军，在“满苏”“满蒙”边界线上双方有争议的地区，各边防部队司令官有权自行确定国界线。对于苏联及外蒙古军队越过边界线的“不法行为”，各边防部队应以“彻底惩罚”。这样1939年5月11日日军便以苏蒙军队“入侵”伪满边界为名，在“满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动了对苏蒙军队的大规模武装挑衅。日军先后投入56000人，可事与愿违，日军遭到了苏军更加强大的猛烈还击，日军损失惨重。据统计，诺门坎事件中日军共战死8440人、伤8776人，死亡率达30%以上。[2]8月30日日军面对残局，被迫乞求停战。

诺门坎事件的停战，标志着日本对苏武装挑衅策略的失败。实际上日本对苏的强硬政策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

1939年下半年，欧洲局势发生了巨变，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的德国，为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防止东西两线作战，于1939年8月23日，即诺门坎事件正值白热化，日本急需德国支持的时候，竟然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沉重打击了日本妄图利用德国牵制苏联，减少苏联对日压力，以实行对苏武装挑衅的计划。这样日本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后，又在外交上宣告破产。

1939年下半年，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三年。自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不仅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没能实现，反而在中国战场越陷越深。据统计，1937年日本投入中国关内战场的兵力为16个师团，在日本国内与朝鲜仅为两个师团，到了1939年日本投入中国关内战场的兵力竟达34个师团，在日本国内与朝鲜仅为两个师团。[3]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却增加很少。日本投入中国东北的兵力1937年为5个师团，1938年为8个师团，1939年为9个师团。同时期的苏联远东军，1937年为20个阻击师，1938年为24个阻击师，1939年为30个阻击师。[4]日本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兵力的比较，说明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的绝大部分兵力，日本军队已经无力对苏联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日本靠同苏联对抗掩护和维持其侵华战争的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

1939年下半年，在日本国内，由于长期的侵华战争，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困难重重，而且政治上也出现动**不安。在财力上，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日本的直接军费开支平均每年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73%，合计三年国家预算支出总额达213.11亿日元，接近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到1936年近70年间国家预算总支出的一半。[5]在人力上，1937年日本兵员总数为108万人，到了1940年猛增到154万人。[6]再加上国内数百万人直接从事军事生产，必然造成国内其他工业、农业生产上人力的严重缺乏而无法生产。在物力上，军事开支的猛增，必然造成社会物力巨大浪费和民用物资的匮乏。与此同时，日本连年侵华战争，致使日本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如1939年日本政府明令规定劳动日延长到12至14小时。而工人实际工资却在1937年至1941年间下降了16%。再如，从1939年起日本实施木炭定量供应开始，它的生活必需品定量范围越来越大，到了1940年日本居民成人每日主食定量仅约合6市两。[7]为了生存，日本人民被迫掀起反抗斗争。据统计，仅1939年日本劳工运动就爆发了1120次，佃农运动爆发了3578次。[8]反映在日本政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对内既不能摆脱政治上、经济上的困难，对外又不能使中国放弃抗战，只得于1939年1月辞职。继任的平沼骐一郎内阁，面对着国内外日益尖锐起来的矛盾同样束手无策，任职8个月后同样宣告辞职。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危机。

日本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破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和日本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即表明日本对苏挑衅行动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更表明这种挑衅丝毫也无助于它的侵华战争。因此日本为了集中力量解决“中国问题”，只好收起对苏挑衅行动。以1939年8月30日诺门坎事件的停战为标志，日本改变了对苏强硬政策，进入了谋求调整两国关系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