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新的远东共和国成立后，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一方面使日本尽快撤兵，另一方面使其尽快承认苏维埃政府。在其政策实施上，远东共和国除多次向日本方面提出就和平、通商、撤军等内容举行谈判外，主要利用各种条约的缔结，表明自己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关系，同时也设法利用日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的矛盾，迫使日本接受自己的主张。

1920年12月15日，远东共和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签订条约，规定远东共和国把堪察加半岛让渡给苏维埃俄国。不久，苏维埃俄国政府又与美国商人威达利普签订合同，苏维埃俄国政府授予威达利普具有开发堪察加半岛的经济权利。1921年3月，远东共和国政府与美国石油企业家希库雷阿签订合同，远东共和国政府授予希库雷阿具有库页岛北部的石油开采权。

苏俄方面的这些措施，第一，利用在此获得经济权益的美国商人、企业家，以美国力量阻止日本对此抱有的侵占野心。第二，给日本对俄政策指明一条发展道路，即仿效美国，和平开展两国间正常经济贸易。第三，远东共和国政府把堪察加半岛公开地划归苏维埃俄国，这样就使在北太平洋海域具有巨大渔业利益的日本，为了解决渔业问题，不得不考虑直接与苏维埃俄国政府谈判。

1922年2月17日，远东共和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签订了《经济同盟条约》，其规定远东共和国与外国缔结的一切经济及关税协定，事先必须得到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同意。这显然是进一步表明，远东共和国对苏维埃俄国政府的从属关系。

针对日本干涉军赖着不走，远东共和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政府利用各种形式，向全世界人民广泛宣传日本侵略的罪行，唤起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此时的日本国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的经济繁荣局面已经消失，日本经济连年恶化，物价上涨，失业人数增加，加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不断出现的同时，日本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左派人士的政治活动呈现活跃化，民众普选运动出现**。日本人民反对出兵苏俄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为了摆脱一战后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日本工商企业界强烈要求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要求政府尽快与远东共和国政府签订经济贸易协定，以避免美国方面独占这一具有广泛发展前途的海外市场。

此时在西方社会，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放弃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而且还解除了经济封锁，正在努力恢复双方经济贸易关系。1921年3月16日，英国与苏俄政府签订经济贸易协定。5月6日，德国又与苏俄政府签订经济贸易协定。在1921年内，共有14个资本主义国家与苏俄政府签订经济贸易协定。另外，1921年7月10日，美国总统哈定向日本发出邀请，要求日本参加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旨在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及远东事务的国际会议。日本为了避免在华盛顿会议上讨论其出兵苏俄领土问题，防止其形成国际化，不得不赶在此会议召开前，自己独立与远东共和国交涉，使美国方面插手机会落空。1921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与远东共和国方面举行谈判。

1921年7月，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市，远东共和国代表、远东共和国外交部参事官苏莫夫与日本代表、岛田滋副领事，就即将举行的正式谈判举行预备会议，双方决定正式谈判的地点为中国东北的大连市，时间为1921年8月26日。

大连会议如期举行，日本方面代表为驻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军政部部长松岛肇，远东共和国方面的代表为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尤林，9月1日后远东共和国政府总理彼得罗夫代替尤林参加谈判，使大连会议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彼得罗夫首先提出，第一，就两国希望改善双方关系的事实，发表一个联合宣言，让全世界各国都知道。第二，希望邀请苏维埃俄国政府派代表出席本次会议。对此日本方面表示坚决反对。

9月6日，远东共和国方面首先提出自己的协约草案。9月26日，日本方面也提出自己的协约草案。日本方面的草案，除一般通商问题外，主要为：保证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日本不受来自苏俄方面的威胁；废弃对外国人的各种生产上的严格限制；至少对于日本人不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并禁止共产主义内容的宣传；撤除沙俄时期修建具有威胁性的军事设施；西伯利亚地区产业，对外国人实现门户开放主义。[9]

大连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举行期间（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暂时休会，此后继续举行。针对日本方面提出协约草案，远东共和国方面给予回答：在工商业上拒绝给予与俄国人同等待遇；在法律上给予日本人开采矿山、森林等方面的权利；反对强迫远东共和国维持非共产主义制度；关于日本人的私有财产权依照国际惯例执行。关于军事方面，日本提出要在苏俄远东共和国的重要城市拥有驻军权，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对此远东共和国方面表示坚决反对。关于远东共和国方面提出日本尽快撤出干涉军问题，日本方面提出远东共和国方面应该首先就“庙街事件”表示负有全部责任，应该公开承认错误，并且要给予赔款，然后双方再谈撤军问题。可以看出，大连会议上，日本提出了许多使远东共和国无法接受的要求，在双方针锋相对之下，1922年4月16日，大连会议宣布破裂。

大连会议的结果，也正如远东共和国政府总理彼得罗夫在回国后，所作的一次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大连会议上，日本方面是以签订通商协议为主要目标，而远东共和国方面则以签订撤军协议为主要目标，所以双方目标从开始就截然不同。”[10]

大连会议破裂后，日本政府遭到国内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日本工商业界强烈要求与远东共和国方面签订通商协定。另外，日本军队长期赖在苏维埃俄国领土上，也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出现困难。据日本方面公布，四年多的出兵苏维埃俄国领土，共计造成军队死亡1475人、伤10000余人、病死600余人，财政支出高达7亿日元左右。[11]

基于上述各种原因，1922年6月24日，日本政府宣布：10月底前从滨海州撤出军队，完成在俄国大陆上撤军。与此同时，适当缩小在库页岛北部的占领范围，以期等待庙街事件的解决。

1922年6—7月，双方为再度举行会谈进行多次磋商，最后决定新的会谈地点设在中国东北的长春市，但是苏方代表有所变化。在远东共和国方面的强烈要求下，日本同意苏维埃俄国与远东共和国组成联合代表团参加会谈。

1922年9月4日，长春会议开始举行。苏俄方面代表为苏俄驻远东地区大使越飞和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雅苏，日本方面代表为外务省欧美局局长松平恒雄和松岛领事。会议在双方代表交换各自委任书时就发生了矛盾，苏俄方面以两国统一代表资格参加会议，其权限包括远东共和国在内的广大苏维埃俄国范围，而日本方面代表，其权限仅仅为远东共和国的范围内。苏俄方面指责日本代表权限过于狭小，而日本方面则强调，长春会议首先应以大连会议为基础进行。苏俄方面进一步指出，把协约一方的当事国仅限定在远东共和国范围，是无视苏维埃俄国与远东共和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密切关系。日本承认苏维埃俄国政府有同等权利参加会议，作为缓冲国的远东共和国的出现，是与外国武装干涉不可分的，在今天苏维埃俄国政府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外国武装干涉失败的时候，日本还坚持这样主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日方草案是片面的，利己主义的，应该把协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苏维埃俄国。

在会议中，日本方面坚持长春会议应以大连会议协定为基础，在双方缔结基本协约后，日本再与苏维埃俄国政府就通商问题进行交涉，大连会议所达成的一切条款，实质上不允许更改。对此苏维埃俄国政府代表指出，自己完全没有承认大连会议协定事项的义务，应该给予修改或拒绝。关于撤军问题，由于长春会议举行之前，日本已经发表声明，宣布了从苏俄远东大陆上撤军的日期。但是日本仍然坚持庙街事件不解决，日本军队绝不从库页岛北部撤出。长春会议经过21天后，9月25日宣布破裂。

从长春会议举行的情况看，苏俄方面以日本全面撤军和日俄关系调整为主要目的，而日本方面则坚持把大连会议作为基础，实质上是迫使苏俄政府承认以往日本与远东共和国签订协议有效为主要目的。日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同意苏维埃俄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会谈，但是又极力回避日本承认苏维埃俄国政府的事实出现，因此长春会议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对立局面。

长春会议破裂后，在日本国内引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日本工商企业界关心西伯利亚的资源开发，期待开拓贸易市场。广大民众要求调整与苏俄的国家关系，反对干涉苏俄社会主义革命。

1922年10月25日，日本军队从苏俄远东领土的大陆上撤军完毕。随之而来的是苏维埃俄国政府的权限扩大到太平洋沿岸地区。这样作为缓冲国的远东共和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远东共和国的存在，不仅阻挡了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统一，而且对日外交谈判中，也给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地位带来困惑。为了今后能够以单一的苏维埃俄国政府面目同日本交涉，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使远东共和国永久化，1922年11月15日，苏维埃俄国政府宣布合并远东共和国，至此远东共和国从历史舞台上消亡。

综上所述，远东共和国的出现与消失，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结果。强大的日本干涉军的存在，使苏俄不得不设置远东共和国，而随着日本干涉军在苏俄远东大陆领土的撤出，远东共和国也相应消失。远东共和国的存在，为苏俄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交涉创造了条件。远东共和国存在仅两年半左右。但是其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相对稳定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远东共和国的建立与苏维埃俄国被迫同德国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一样，都是在敌强我弱下作出的“革命妥协”，为年青的苏维埃政权赢得非常重要的喘息时间，为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贡献。远东共和国的建立，不仅使日本武装干涉苏俄革命失去借口，而且也避免了苏俄与日本军队发生大规模武装战争，也就相对稳定了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国际关系。可以讲，远东共和国的建立，在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史上，在整个世界国际关系史上，都是特殊的成功的范例，为处理地区间国家冲突，提供了宝贵经验。

注释

[1]本节发表于《日本研究论集2001》，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马士·宓亨利著、姚會虞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71页。

[3]程文：《日本问题与国际问题》，重庆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280页。

[4]林三郎著、吉林省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室译：《日本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5]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5年，第10—11頁。

[6]《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2页。

[7]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5年，第20頁。

[8]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5年，第22頁。

[9]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5年，第34頁。

[10]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5年，第39頁。

[11]马士·宓亨利著、姚會虞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