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镜秘府论》进入日本文化的一个途径是日本汉诗学。进入日本汉诗学是多方面，本节主要探讨它怎样进入日本汉诗学的对属论。

前面我们在讨论《文镜秘府论》草本的时候，可以知道提到的三宝院本地卷封面里页保存的又一地卷卷首，这个地卷卷首关于对属的材料有八对皎、八对、一种七对、六对札等，三宝院本及天海藏本在东卷“二十九种对”篇首目处保留有草本痕迹[1]，北卷卷尾，新町三井家本、义演抄本、三宝院本、天海藏本都有“对属法”或“对属法第一”之类字样，三宝院本和天海藏本还注有“草本以朱如此”之类的字样，知道对属论本来编在地卷，并且材料比较零散，但我们知道，后来空海把本来显得零散的对属论集中在一起，从地卷众多内容中抽离出来，单独为它辟了一个东卷，整齐地编为“二十九种对”。对属论这部分内容更有系统性，更为突出。这可以看出，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时，比较重视对属论这部分内容，对这部分内容的编撰有过比较精心的考虑和反复的修改。之所以作这些精心考虑和反复修改，就为了让它更好的进入日本文化。空海把对属论精心编入《文镜秘府论》，反映了日本学人对汉诗形式特点的一种认识，即在汉诗写作中应讲求对仗之美，应遵循对属之法。

一、《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学人对汉诗形式特点的认识

基于这种认识，首先是形成了日本汉诗在形式美追求上的一些特点。

日本汉诗在形式美追求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律诗多，讲对仗的诗多。《文镜秘府论》之后，特别是日本汉文学勃兴的几个时期，这一点更为明显。选几个有代表性的统计数字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平安时代。村上天皇（947—968在位）第六皇子具平亲王存诗48首中，七律13首，排律3首，七绝19首中14首四句全对仗14首，存残句的12首诗全对仗，只有5首七绝、1首古诗未对仗。后三条天皇（1069—1074在位）第三皇子辅仁亲王存七律21首，七排5首，残句诗4首，全部用对仗。生活于元庆（877—885）中的岛田忠臣存诗218首，其中七律110首，五律6首，其他用对仗的4首，计137首。又如菅原道真（845—903）存诗503首，其中七律203首，五律96首，五七排律32首，计331首，其中还有全用对仗的一百韵的五言排律。大藏善行存5首，全是七律。大江朝纲（886—957）存诗43首，其中七律25首，七排2首，计27首，残句10中，用对仗的有8首[2]。此后镰仓室町时代五山诗人虽多写七绝，但也有些诗人写有不少律诗，如收入《五山文学新集》的《东海琼华集》，收诗733首，其中五律50首，七律206首，计256首。而到江户时代，律诗及其他主要用对仗的诗又占大多数或相当比例。收入《诗集日本汉诗》的一些集子，随手统计过的，如《六如庵诗抄》收诗651首，其中七律206首，五律76首，五排8首，计290首。《宽斋摘草》收诗294首，其中五律93首，七律73首，五排4首，六律1首，计171首。《锦里先生集》收诗780首，其中五律200首，七律186首，五排14首，计400首。《玉山先生诗集》收诗453首，其中五律80首，五排3首，七律82首，计165首。《徂徕集》收诗681首，其中五律124首，五排10首，七律138首，七排2首，计274首。《南海先生文集》收诗490首，其中五律126，七律88首，五排13首，计227首。《古学先生诗集》408首，其中五律55首，七律83首，计138首。《绍述先生文集》收诗1685首，其中五律339首，七律450首，计789首。《草庐集》初编、二编、三编、四编、五编收诗2178首，其中五律286首，七律636首，五排5首，六律2首，计929首。《湛园诗集》收诗424首，其中五律114首，七律64首，五排6首，计184首。

日本汉诗对仗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工稳圆熟。这方面的诗例不胜枚举，不作赘述[3]。

对属形式多样化是日本汉诗的又一特点。的名对、异类对、平对、双声对、叠韵对、互成对这样一些常用的对仗形式自不必说，即使一些不常用的对仗形式，日本汉诗也能运用自如。比如双拟对。双拟对，从《文镜秘府论》的论述来看，有窄义和宽义二种。窄义之双拟对，为五言句中，第一第三字相重，而双拟第二字。如“夏暑夏不衰，秋阴秋未归”。宽义的，则只要同一句中有二字相重并且隔开，又与下句相对，用同一字两次拟写某种情态，不论这二字处于句中第几字均可，如“可闻不可见，能重复能轻”。宽义的双拟对，在日本汉诗中可以找到较多的用例，如：

明虽似昼清于昼，爽为宜秋约此秋[4]。

梅花才发便全发，柳色欲深犹未深[5]。

舟走山亦走，人言石亦言[6]。

贫病元非病，佯狂岂是狂[7]。

又比如联绵对。联绵即重字连绵。五言诗一般是前二个字为一意义和节奏单位，后三字为另一意义节奏单位，七言诗则是四三句式或二二三句式。联绵对分二种。一种是所重二字处同一意义节奏单位。如《文笔眼心抄》所举例的“轩轩多秀气，奕奕有光仪”。另一种则不处同一意义节奏单位，在二个意义节奏单位的连接处二字相连，如“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前一种一说不作联绵对，而与双声对、叠韵对同为赋体对，另一说则将它也看作联绵对。空海并存二说，并在东卷序里加以说明，他说：“其赋体对者，合彼重字、双声、叠韵三类，与此一名；或叠韵、双声，各开一对，略之赋体；或以重字属联绵对。今者，开合俱举，存彼三名，后览达人，莫嫌烦冗。”但他的倾向，是以不同意义节奏单位相连处的二字相重作为联绵对。《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中第四联绵对，主要是论述这种情况。这是对的，节奏上断开而以二字相重，使语气连若贯珠，语气似断却连贯，别有一种韵味，正是联绵对的特色。这一形式因此为日本很多汉诗所仿效。比如：

色色妨行行色静，声声恨别别声稀[8]。

祝盏吹花花自笑，祈音取乐乐相从[9]。

绿鸭洲秋秋水涨，苍龙阙暮暮云深[10]。

又如字对、声对。字对是义别而借字面意义相对，声对则字、义俱别，仅借其同声的别一字相对。这二种对仗形式在日本汉诗中也不少见：

月俸曾因含哺饱，泉途更欲计恩酬[11]。

华风不与君家好，好风何妨子细搜[12]。

试把五千经卷看，终无一法到今存[13]。

第一首“月俸”之“月”为日期之“月”，取其字面“月亮”义与“泉”相对。第二首，取“子细”中“子”之字面义与“君”对。第三首，“经卷”之“经”本为名词，但其字面有经过之义，字面可作动词，因与“到”相对。这是字对。

浓妆不审南阳月，香气难传女几风[14]。

鹤头诏命传千里，龙辈文章照九霞[15]。

千年鹤立青松顶，午日鸡鸣白土东[16]。

第一首取“南”字同声字“男”以与下句之“女”字相对。第二句取“辈”字之同声字“背”以与上句之“头”字相对。第三句下句“午”字声“五”，与上句“千”相对。这是声对。

再比如邻近对。《文镜秘府论》在解释这一种对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死生今忽异，欢娱竟不同。”二是“寒云轻重色，秋水去来波。”上一例上句之“死生”与下句之“欢娱”，一为实事，一为情绪，本不相对，但“死生”之义与悲之情相邻，因可以与“欢娱”相对。下一例上句之“寒”字与“冬”相邻，用其邻近之义，则与下句为正名或称的名之对。这两例上例义相邻而对，下例用一义邻近之字则成正对，因此说“上是义，下是正名。”这种邻近对在日本汉诗里也有不少用例：

无劳北陆行残雪，只望西成遇大秋[17]。

深帐高褰青黛出，低巾更整醉颜惊[18]。

眼横楚岫碧云暮，吟到谢池芳草春[19]。

胸吞云梦泽，览寓辟疆园[20]。

第一首“雪”邻“冬”，与“秋”相对。第二首“醉”邻“红”（酒醉则脸色变红），与“青”相对。第三首“吟”邻口，与“眼”相对。第四首“览”为目邻，与胸相对。

还有切侧对。切侧对的特点是“精异粗同”，“理别文同”，粗识同而细辨则不同，其文同而其理则有别。举例为“浮钟宵响彻，飞镜晓光斜”。“浮钟”“飞镜”均为名词，粗识其文相同而可为切对或说的名对。但“浮钟”为钟，为直写，“飞镜”是月，是借代，细为辨之，则其用词之理有别，是不完全的切对，是借切对之一侧，因此是切侧对。这种对仗日本汉诗里也偶可见其用例。如：

白云儿就青山父，素蚌珠怀玉兔胎[21]。

“玉兔”是月，为借代，“青山”直写，是为切侧之对。

比如奇对。奇对是比较难写的一种对，平常之对只一重义相对，而奇对须二重义相对。奇对在日本汉诗里也时可见其例，如：

羊角风犹颁晓气，鹅毛雪剩假寒妆[22]。

占云难伴荀鸣鹤，离藻多惭范彦龙[23]。

贞女峡边难接迹，望夫石下欲占邻[24]。

第一首“羊角风”为风，“鹅毛雪”为雪，此一重相对之义。这一重相对之义下，“羊”与“鹅”同为动物之类，“角”与“毛”又同为身体之类，这是又一重相对之义。第二首“荀鸣鹤”与“范彦龙”均为人名，而其之“鹤”与“龙”又同为动物之类，这也是二重义相对。第三首，“贞女峡”与“望夫石”同为地名，而其中“女”与“夫”又同指称人之类，也是二重相对之义。这都是奇对。

还有回文对：

寒露晓沾叶，晚风凉动枝。残声蝉慧慧，列影雁离离。兰色红添砌，**黄满篱。团团月耸岭，皎皎水澄池[25]。

此外，字侧对、意对、含境对、偏对、双虚实对、总不对对等等，都可以举出一些例诗来。

律诗多，有对仗的诗多，便反映着在汉诗写作上对对仗美的艺术追求。对属工稳圆熟，平易流利，既反映对仗运用的娴熟，又反映人们是自觉不自觉的遵循某种作诗法，脑子里自觉不自觉的存着某种作诗法，某种固有的模式。对属形式的多样化则反映人们不是一点一点的，而是十分全面的接受汉诗的对属法。《文镜秘府论》所形成的关于对属论的认识，确实深深地渗透进了日本的汉诗创作之中。

二、《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汉诗理论

对汉诗对属特点的认识，也进入了《文镜秘府论》之后日本的汉诗汉文理论著作。

《文镜秘府论》之后，日本还有一些探讨作汉诗作汉文方法的理论性质的著作，这些著作，如作于平安时代的《作文大体》，作于江户时代的《诗辙》和《松阴快谈》，也论及对属问题。这些著作论对属，很多是以《文镜秘府论》所论为基础。很多对属都是《文镜秘府论》论述过的。如《作文大体》“第六字对”论及的色对、数对、声对这几种对，以二十五对诗句为例论“每字有对”的“字对体”，“文章有十二对”中论及的色对、物对、同对、异对、数对、叠对、联绵对、正对、音对、傍对、义对、双对等十二种对，还有论各种体时论及的句中对体、声对体、侧对事、数对次字强不求对事、方角对事、人名对事、人名何公对事等七种对属形式。《作文大体》中所论的这些对属，不少从名称到内容都与《文镜秘府论》一样，有些名称稍异而实际内容一致。三浦晋（1723—1789）的《诗辙》卷之五“句法”部分论对属，原原本本引述了《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的全部名目。这一部分对这二十九种对的阐释和所引诗例，不少也原本引自《文镜秘府论》。《松阴快谈》论及诗的十二种对：的名对、隔句对、叠字对、互成对、赋体对、折句对、流水对、意对、错综对、借对、交络对、当句对。又另列邻近体、偏对、双虚实对、叠韵侧对、双声侧对、切侧对、背体对、含境对、字对、同对、平对、同文对。所论这些对属中，除“流水对”“错综对”“同文对”外，都见于《文镜秘府论》。《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对，除回文对、总不对对之外，《松阴快谈》都列有。

这些著作论对属，也有些与《文镜秘府论》所论不相同。有的是名称不同。比如《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第七赋体对”中的“重字对”，《作文大体》“十二体”中称为“叠对”，《文镜秘府论》中的“的名对”，《作文大体》有时称作“正对”;《文镜秘府论》中的“声对”，《作文大体》有时称作“音对”；与《文镜秘府论》的“邻近对”相似的对仗形式，《作文大体》称为“傍对”；与《文镜秘府论》中“意对”相似的，《作文大体》则称作为“义对”；与《文镜秘府论》中“双拟对”相似的，《作文大体》称为“双对”，《文镜秘府论》中的“偏对”，《松阴快谈》称为“折句对”，等等。

也有名称相同而实际内容有别。比如《作文大体》“文章有十二对”中的“第七联绵对”，这个“联绵对”与《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中的“联绵对”似同而实有区别。两者都是重字连绵，并且都处在不同的意义节奏单位，但《文镜秘府论》所谓“联绵对”前后联绵之重字虽处不同意义节奏单位，但意义贯一，如“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山已峻”之“山”即“看山”所看之“山”，“水仍清”之“水”即“望水”所望之“水”。而《作文大体》所引例前后之重字意义已不贯一。如“雪深深谷愁旅移，云远远峰访客稀。”“雪深”之深已非“深谷”之深，“云远”之远已非“远峰”之远。《作文大体》中所说“数对次字强不求对事”也是这样。它以数字为对，有似《文镜秘府论》所说的数对，但数字的次字又不求对仗，如其所引例：“胡角一声霜后梦，汉宫万里月前归。”“一”与“万”对，其次字“声”与“里”却不成对，这又有点象《文镜秘府论》所说的切侧对。

有些则补充了一些新的诗例。补充了一些中国汉诗的诗例，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用日本自己的汉诗为例说明对属问题。如《作文大体》引菅家的“亲对偷言玄度友，高登漫疑庾公楼”来说明“人名何公对事”，引橘在列的“陈孔璋词空愈病，马相如赋只凌云”来说明“人名对事”。还引了江以言、平佐干的诗句说明其他对属问题。

有些对对属类别另有归纳。比如《作文大体》“文章十二体”中的“第一色对”，除包括《文镜秘府论》北卷所说的“色之类”之外，实还将同对、反对、的对等也归纳在一起。《松阴快谈》将双拟对、联绵对等归纳为叠字对，将借对、奇对、侧对、假对归纳为称为借对。

这些著作对有些对属还作了进一步细致的分析，指出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比如《文镜秘府论》有一种邻近对，这种对有一字用其本义，另一字则用其邻近之义，《作文大体》则指出，不仅可用一个字的邻近之义，而且相对的两个字都可用其邻近之义，如诗“商山月落秋鬓白，颍水波扬左耳清”来看，“秋”与“西”字义邻，“左”字义又与“东”字邻，因而“秋”与“左”能成对，《作文大体》把这种情况称为“方角对事”。比如《诗辙》论当句对，指出除普通的当句对之外，还有子母字对和转句自对二种情况。所谓子母字对，从所引的诗例来看，是说当句有二组词成对如同子母，如诗“社日阴多晴较少，春风晓暖雨犹寒”，上句“阴”与“晴”对，“多”又与“少”成对，下句“风”与“雨”对，“暖”与“寒”又成对，而普通的当句对当句只有一对词成对仗。所谓转句自对，是说某句当句自对，但次句不再当句自对，隔一句后到第三句才又一个当句对与之相对，既是当句对，又是隔句对，而普通的当句对并不隔句。比如《诗辙》分析异类对和同类对，指出还有一联中上字同类为正对，下字异类为散对，同类与异类混用的情况，如诗：“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上字“九月”与“十年”同类为正对，下字“木叶”与“辽阳”异类为散对。此外，异类对中还有异类奇对等情况。这些著作所论对属，有些是《文镜秘府论》中所未见的。如《诗辙》卷之五互体对。据《诗辙》分析，所谓互体对，是上句中之词包含下句中词之意，下句中词也包含上句中词之意。如杜甫诗：“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风。又如杨万里诗：“绿光风动麦，白碎日翻池。”上句风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风。《松阴快谈》论及流水对、错综对、同文对。

一些著作在分析对属的复杂情况时，还指出要避免与对属有关的诗病。如《诗辙》在分析正对时指出要避免合掌病。所谓合掌，是说一事两用，两句一意，意别字合掌或字别而意合掌，如杜甫诗“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帽”即“冠”，是为意别字合掌，高启诗：“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字虽别而两句一意，是为字别意合掌。又比如分析同类对异对时指出要避免偏枯病。所谓偏枯，从《诗辙》的分析来看，一联中上下句用词类别虽可同可异，却应有思致相通之处，如“山如仁者静，风似圣之清。”前句出《论语》下句出孟子，“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均为俗语，“周颙宅作阿兰若，娄约身归窣堵婆。”均用梵语为对，如果不是这样，上句通而下句不相通，就会象人体半身不遂一样，成为病态。比如，“初看神马藻，未识佛牛花。”上句出典可解，而下句“佛牛花”未知为何种花，仅勉强与上句字面相对，这就是偏枯病。《松阴快谈》也论对有四病，如前有双声，后句直语，或空谈名，曰跛对，前句有形，后句无色，前句物色，后句人名，名曰眇对。换言而意不换，名曰合掌对。花柳相对，龙凤为对，名曰板腐对。

再述《文镜秘府论》所论的对属，当然直接受到《文镜秘府论》的影响。对属论进入日本文化进入日本汉诗学，《文镜秘府论》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从日本汉诗学的发展看，后来日本论者在《文镜秘府论》的基础上还加进了新的理解。这新的理解，有些来自宋明以来传入日本的中国诗学著作，有些则可能总结自日本自己的汉诗创作实践。不管通过什么途径，自《文镜秘府论》形成的对汉诗对属特点的认识，是深深的进入到日本汉诗学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