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镜秘府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卷次问题。

一、前人之说的考察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前人有二说：

（一）天、地、东、西、南、北

（二）天、地、东、南、西、北日本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考文篇》的编次用第（一）说，中国周维德校点本、王利器校注本、日本兴膳宏译注本的编次用第（二）说。

第（一）说的一个根据是《文镜秘府论》天卷空海自己写的“序”，其中记述细目的顺序：

声谱 调声 八种韵 四声论 （天）

十七势 十四例 六义 十体 八阶六志 （地）

二十九种对 （东）

文三十种病累 十种疾 （西）

论文意 （南）

论对属 （北）

恰好符合天、地、东、西、南、北的顺序。

这一说的又一根据是《文笔眼心抄》，作为《文镜秘府论》的略本，《文笔眼心抄》的内容排列也符合天、地、东、西、南、北的顺序：

序 调四声谱 调声 八种韵 （天）

六义 十七势 十四例 二十七种体 八阶 六志 （地）

二十九种对 七种言句例（东）

文二十八种病 笔十病 笔二种势（西）

文笔六体 文笔六失 定位四术 定位四失（南）

句端 （北）

这一说还有研究者提出，从内容看，天地东西南北的卷次比较合理，因为西卷以上大致是讲述诗的外在结构和创作方法，到南卷，则转到诗的意兴的培养，格调的高下以及条理、修辞等一般性要点，而北卷，可以说是一个附录。

其实还有研究者认为，空海是日本人，日本人的习惯，就是天地东西南北。笔者拜访小西甚一，曾请教过，问他在写《文镜秘府论考》时，是怎样考虑卷次问题的。小西甚一说，他当时并没有太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日本人的习惯，就是东西南北。

第二说也提出过一些理由。

木下良范[2]提出，十三经之一的《周礼》，是按照“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顺序构成。这就相当于六合的“天、地、东、南、西、北”。他认为，儒教的中国，这个顺序是绝对的。他实际是认为，空海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编排《文镜秘府论》的卷次的。

木下良范还提出，序文的记述和本文的顺序不一定一致。他提出两个根据，一是空海自己别的著作，就有前面文章记述的内容和后续文章内容顺序不一致的情况，比如他的《大日经开题》和《法华经开题》。又一个根据是刘勰《文心雕龙》，也是序文的记述和本文的顺序不一致。后来，兴膳宏也举出《文心雕龙》为例证说明这一点。

为什么《文镜秘府论》总序和《文笔眼心抄》要这样排列？兴膳宏认为，《文镜秘府论》序文可能是基于形式整齐的想法，因此几种以数字起头的篇名接以西卷同样形式的篇名。而《文笔眼心抄》则先主要讲“文”的技法，后主要讲“笔”的技法，因此无法完全等同于《文镜秘府论》。

兴膳宏还提出一个根据。他认为，《文镜秘府论》东、西二卷都冠有“小序”，卷题“论对”、“论病”又以互相呼应的形式命名，而南、北二卷卷题“论文意”、“论对属”各为三字，也相对应，在编撰形式上也是这样，东与西，南与北，显然是各相呼应。兴膳宏认为，空海脑海里也许曾有曼荼罗的构图，围绕中央大日如来，顺列东、南、西、北四如来，可以说，《文镜秘府论》是一部置天地于中央，配其他四卷于四边，在曼荼罗的构图之上成立起来的书[3]。

笔者倾向于第一说。《文镜秘府论》总序的叙述和《文笔眼心抄》的内容编排当然仍是有力的根据。有序文记述与本文不一致的例子，但恐怕更多的是两者相一致，何况《文镜秘府论》是总序和《文笔眼心抄》的顺序都一样。说《文笔眼心抄》要先讲“文”的技法，后讲“笔”的技法，因此要这样编排，那为什么《文镜秘府论》就不可以也同样先讲“文”的技法，后讲“笔”的技法，象《文笔眼心抄》一样的顺序编排呢？

《周礼》的构成顺序似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文镜秘府论》编入的是中国人的东西，但空海自己是日本人，他可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也可以按照日本人的习惯。

至于曼荼罗的构图，似无多少联系。空海明确讲的是“配卷轴于六合”，而不是配卷轴于曼荼罗。从《文镜秘府论》的内容看，似也看不出天地二卷处于中央的位置，而其他四卷围绕它而配置展开。从形式上说，空海可能用对称的方式，也可能用层进方式，用层进的方式可能会更严密一些。即使对称，也可以把对称的二卷作为一组放在一起而不是分开。

二、传本的卷次标记

笔者还认为，要解决《文镜秘府论》的卷次问题，最好还应该有传本上的根据。

从传本看，有不同的卷次编排。已佚的行愿《文镜秘府论冠注》编为十五卷，大约是根据《文镜秘府论》总序“总有一十五种类”那句话。但《文镜秘府论》原本不当是十五卷，而应该是配六合的六卷，因为此外没有发现《文镜秘府论》有任何传本是十五卷。《文镜秘府论冠注》虽然已佚，不能直接看出它的编排次序，但十五卷合于“总序”“总有一十五种类”的话，《文镜秘府论冠注》的编排顺序也应与“总序”这十五种类的排列顺序一样。

维宝笺本编为十八卷。这也找不到任何根据，《文镜秘府论笺》的每一卷卷题都有“维宝编辑”的字样，可以知道所谓十八卷显然是自编。但从这十八卷看，顺序是天、地、东、南、西、北。

其他本子。天海藏本六卷分订成三册，第一册天、地卷，第二册，东、西卷，第三册，南、北卷。其顺序是东西南北。宫内厅本分订六册，拍照本作了编号，也是东西南北。醍醐寺本天卷里贴纸有“秘府论天东西南四帖在之……弘治三年九月”字样，也记着当时的顺序。弘治三年为1555年，时为室町时代。

传本自身有顺序标记的，有江户刊本。这个刊本，不但每卷卷首分别有“文镜秘府论 天”“文镜秘府论地”之类的字样，而且每卷末分别有“卷一”“卷二”……“卷六”字样。它的顺序是天（卷一）、地（卷二）、东（卷三）、南（卷四）、西（卷五）、北（卷六）。明治时代翻刻本仍有这个标记。《日本诗话丛书》本天卷末标：“按古本此下有卷一终三字今削之后效之”。所谓古本，当即是江户刊本。中国周维德校点本、王利器校注本的编次所据的也是这个江户刊本。

还有一个本子也有明确的顺序标记，这就是高山寺本。关于高山寺本标有明确顺序标记的情况，就我所知，中、日两国学术界都还没见披露过，而情况又比较复杂，需要多说几句。

关于高山寺本的一般情况，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及月本雅幸《高山寺藏本文镜秘府论长宽点》有介绍。高山寺藏《文镜秘府论》有三种本子。这几个本子，是平安时代最晚是镰仓时代写本，属日本重要文化财，不但中国国内无法看到，即使在日本，非经特别许可，一般也不让看。收藏这三个本子的拇尾高山寺一年只有三天时间开放一次它的经藏本，这样，能看到它的机会就更少了。

蒙高山寺方面特别许可，笔者于1995年7月14日和1996年7月22日二次前去看到了这三个本子。这三个本子，地卷内标有“长宽三年三月十六日书之”的长宽三年（1165年）写本，即一般说的高山寺甲本；没有训点的无点本，即一般说的高山寺乙本；残简本，即一般说的高山寺丙本，都蠹蚀极甚，须极仔细才能翻看。

甲本如小西甚一50年前去看的那样，经西泽道宽恢复原状后，已不见错简现象，但缺页不少。乙本则不止五帖，而有了六帖，有了南卷一帖。而丙本不仅仍有南卷的残卷，还有了天卷（残一页，自“妙响金锵”至“斯人而已”），地卷（残第一页，但已仅能看清“文镜秘府论 地”字样），东卷（残封面和第一页），西卷（残4页，自“朝云晦初景”至“同乘此载北游后”）。不过，丙本每卷新包装的封面上，都记着这是“57函7号”（即乙本的收藏编号）某卷的一部分，而校对其文字，亦恰恰为乙本所缺，字体、墨迹、纸质均与乙本一样，丙本的这些卷，实际由乙本散落而成，与乙本应是同一个本子。只有南卷，字迹逊于其他各卷，封页有批注，当为后人补写。

这几个本子都有收藏者的编号，顺序均为天、地、东、西、南、北。这里主要要说的是乙本，即无点本，不仅有收藏者的编号，而且自身封页上也有“卷一”“卷二”……的顺序标记。

天卷封面是“文镜秘府论卷第一”字样。地卷是“文镜秘府论卷第二”，东卷乙本无封面，而丙本东卷有封面，当是乙本散落后收入丙本。封面字样为“文镜秘府论卷第囗”，“第”字后的字已残。北卷缺封面。

重要的是西卷和南卷。西卷封面字样为“文镜秘府论卷第囗”，“第”字后的字被墨笔涂掉，而在被涂处的右侧标一“五”字。

南卷封面是“文镜秘府论卷第囗”，“第”字后面的字也被墨笔涂掉，而同样在被涂处的右侧标一“四”字，被涂掉的字，因只用一斜笔划掉，因此大致可辨认出是个“五”字。

发现这个情况后，笔者有意比较了一下，觉得无点本（即乙本）的这几个标有顺序标记的封面（包括南卷的）与这个本子天、地、东、西、北这五卷正文的纸的纸质和破旧程度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作为顺序标记的“文镜秘府论第……”这几个字，与这个本子天、地、东、西、北这五卷正文的字迹、墨迹（浓淡程度、褪色程度）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至于西、南二卷“第”后“囗”字被涂掉后补写的字，西卷那个字还看不出什么，南卷补写的那个字（“四”字），其字体、墨迹比较明显看出与南卷补写的正文较为拙劣的字的字体、墨迹一样，墨迹比原有的字浓些，因而显得新些。

高山寺本身作为古寺院，整个寺院就被标为“重要文化财”，不论其内部还是其外部都不让拍照，寺内的经藏本就更不允许拍照。笔者因此无法取得摄影图版（即使拍照，其纸质、墨迹的异同也无法从摄影照片看出），因此只有把所见所感情况记录在此，以俟方家来日用更精确、科学的方法辩正。

笔者在日本所见《文镜秘府论》传本关于卷次标记的情况大致如上。

三、从传本资料看《文镜秘府论》卷次

那么这些情况怎么看？

维宝《文镜秘府论笺》的编次不可以作为根据。因为明显是维宝自编。行愿《冠注》也当除外。那些写本自身没有顺序标记的也可以不管，因为这些本子现在所见的先后编次，有可能是自有这一写本以来历代相传如此（如果是这样，那也可以作为根据），但更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由某一收藏者所为。

醍醐寺本天卷于弘治三年（1555）标写的字样值得注意。虽然不是写本自身本有的标记，但至少反映了室町时代人们对《文镜秘府论》卷次的看法，即“天东西南”，西卷在南卷之前。这也可能正是自有这一写本以来流传到当时的顺序编次。

需要着重讨论的是江户刊本和高山寺无点本（即乙本）所作顺序标记的情况。

先说江户刊本。这个刊本每卷后有“卷一”“卷二”……之类的标记。这样标记有没有根据，特别是更古的写本的根据？如果有，其根据又是什么？是根据哪一个古写本？这都不清楚。看不出它有什么根据。江户以前的古写本，留存至今的很多，没有一种卷末标有这样明确的标记。当然也可能它所利用的某个本子只流传到江户时代，恰好江户以后就失传了。但这也需要证明。如果找不到根据，那么它本身也就无法作为卷编次的根据。江户时代离今天较近而离空海的平安时代尚远，很难说这个时代的刊本与古写本的原貌不会有什么距离。

再看高山寺藏无点本（即乙本）。这个本子有些情况值得注意。

如上所述，就笔者去高山寺看这个本子时所见所比较辨别而得出的判断，这个本子标有顺序标记（“卷一”“卷二”……）的几个表纸（包括南卷的表纸），与天、地、东、西、北这几卷正文的纸质和破旧程度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作为顺序标记的“文镜秘府论卷第……”的这几个字与天、地、东、西、北这几卷正文的字迹、墨迹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而西卷、南卷“第”字后被涂掉的字右侧写着的那个数字，特别是南卷封面涂改后补写的那个“四”字，比较明显看出与后人补写的南卷正文的字迹、墨迹相近而与其他卷正文字迹、墨迹不一致，也与南卷封面“文镜秘府论第……”几个字不一致。

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本子的几个封面，都是无点本原有的。包括南卷那个封面。因为南卷的正文字迹异于其他各卷，当是后人补写（即使补写，据日本学者研究，也当在镰仓初期，仍紧靠平安时代）。但现在看来，这一卷被后人补写的只是正文，而其封面和其他几卷的封面一样，是无点本原有的。就是说，这几个表纸（包括南卷的）所保留的，特别是表纸上保留的“文镜秘府论第……”（涂改后补写的字除外）这个标记，应该是无点本原有的面貌，它所标记的顺序（卷一、卷二等），应该是无点本抄写正文的同时便一起写下并留存下来的。南卷表纸涂改后补写的那个“四”字，与南卷补写的正文的字体、墨迹一样。从这个情况看，表纸卷序的涂改是南卷正文补写者（时为镰仓时代）所为，涂改后在右侧补写的那个序数（西卷为“五”，南卷为“四”）并非无点本的原貌，而被涂掉的那个序数（南卷可看出是“五”），才是无点本抄写时的序号。

那么，从这几个表纸的情况看，无点本原有的卷次是什么？

现在清楚看到的是，天卷为“卷一”，地卷为“卷二”，东卷序数字残，北卷无封面。

关键是西卷和南卷。南卷被涂掉的那个序数字可看出是“五”。西卷被涂掉的那个字已看不清楚，但既然南卷被涂掉的是“五”字，补加的是“四”字，西卷补加的是“五”字，那么，被涂掉的也就是无点本原有的那个序数字，应该是“四”字，西卷应该为“卷四”。

这样，无点本自身所标记的卷序就应该是：天卷（卷一）、地卷（卷二）、东卷（卷三）、西卷（卷四）、南卷（卷五）、北卷（卷六）。东卷和北卷的卷序是不需要证明的。

有没有错简的可能？当然不能排除。但是，从高山寺几个本子保存的情况看，都只是在同一卷之内错简（错页），没有卷与卷之间互相乱简的情况，因此无点本的一些错落之页，仍能在残简本即丙本时准确标出这一页原属无点本即乙本的哪一卷。笔者看这几个本子时一一核实过，并无错误。这就是说，无点本的几个表纸和正文之间不可能错乱，不大可能会把这一卷的表纸错置于另一卷之上。另一个情况也说明这一点，即天卷、地卷的表纸分别是“卷一”“卷二”，并没有错乱，因此西卷和南卷的表纸不大可能错乱。

那么，高山寺无点本（即乙本）所标记的这个卷序应该怎么看呢？

当然还需要别的根据才能断言这就是《文镜秘府论》卷序的原貌。但是，较之江户刊本，高山寺本无点本的卷序应该可靠得多。

第一，它的年代早得多。江户刊本刊于宽文、贞享（1661—1684）间，而高山寺无点本写于平安末期，比江户刊本早得多，应该更接近于原貌。

第二，它与《文镜秘府论》总序的记述和《文笔眼心抄》的内容顺序一致。无点本、总序、和《眼心抄》这三者，如果只有其中一项根据，显然说服力不足，但现在有三个完全一致，互相支撑的根据，而且三个根据中，二个直接来自原本（总序和《眼心抄》），一个来自距原本最近的古写本，都年代久远。而江户刊本只是孤证，又距原本年代那么远。相比之下，高山寺无点本和总序、《眼心抄》的根据要可靠得多。

第三，醍醐寺本天卷于室町时代批注的那段话也是一个旁证。它表明至室町时代，人们心目中（也可能有今天已看不到的写本根据）还是无点本、总序、《眼心抄》的那个顺序，只是到江户刊本，才变了过来。

论证《文镜秘府论》各卷顺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卷次编排问题，实牵涉到空海写作《文镜秘府论》时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的问题。只要细想，可以引发很多问题的思考。比如，假如能够证明空海当时的编次构想确是天地东西南北，而不是联想曼荼罗构图的东南西北，那么就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它没有受佛教的影响，而《文镜秘府论》与佛教的关系便是一个人们讨论不多而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又比如，在方位观念上，中国古代可能有东西南北的观念，但至少《周礼》系统的方位观念是东南西北，是环状称呼。日本人方位观念则普遍是东西南北。既然如此，空海当时则是按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来构想《文镜秘府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这样，在别的问题上会不会也是这样呢？这种思维习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文镜秘府论》的撰写思想呢？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传本及卷次考旨在弄清历史面貌。弄清传本和卷次的面貌本身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同时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卷次考有助于弄清空海的编撰思想。弄清传本面貌，一在于传本是校勘的可靠根据，二在于它还是研究《文镜秘府论》流传范围的重要史料，而《文镜秘府论》的流传范围又是研究《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和基础工作。另外，它也为研究《文镜秘府论》的其他问题提供传本系谱方面的根据，比如，原典考据问题。原典考据有些问题与传本系谱关系不大，但有些问题则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一些本子上夹注的出处问题，是出自中国诗文论，还是出自空海手笔，还是后来抄写者所为，等等。

注释

[1]此处以三宝院本封面为第1页，封面里页和正文首页展开为第2页，以下顺序以展开的双面为1页，下同。

[2]木下良范《文镜秘府论小考——关于卷的配列》。

[3]见兴膳宏《文镜秘府论释注》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