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崇道《日本哲学与现代化》（沈阳出版社2003年）从哲学的视角讨论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升腾、毁灭和再生的历史。作者试图从中国人的立场来探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和文化动因及其日本近现代思想的意义。结论中指出：“从日本方面来看，其现代化是以亚洲各国的协助与牺牲为基础而实现的”，这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可以说，该书提示了新世纪该领域研究的出发点和问题意识。卞崇道《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认为明治时代以前通过导入中国思想促动了日本哲学思想的酿生以至成熟，其后以移植西方哲学为契机促发了现代日本哲学的诞生，以西田哲学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哲学是鼎盛期。这个过程就是“共存—融合—共生”，即作者主张的“共生文化论”。

刘岳兵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三联书店2007年）、刘岳兵主编《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对著名和并不那么著名的日本思想家和中日儒学交流中的重要人物进行了个案考察，并专门对“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与儒学”论题进行了历史的、理论的分析。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通过“传统与现代”“日本与世界”“个人与社会”三条线索，梳理考察了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可谓自成一家。

吴光辉《传统与超越——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中央编译社2003年）力图说明日本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运用阳明学等东方思想来对抗西方文化冲击的，并通过对江户时代日本阳明学、近代西田哲学等思想的探讨，引导出两大课题，即东方传统的重构和对西方文化的超越。陈秀武《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是首部系统研究该论题的专著，且多有创新。作者运用扎实的资料和诸多相关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文化转型三指标”“社会结构三角形理论”，尤其是认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是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的精神要因”等观点，发人深省。赵京华《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三联书店2007年）以柄谷行人、子安宣邦、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等著名左翼学者为研究对象，梳理出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历史线索，并从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公共事务的角度，讨论了日本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的新走向。赵著也是国内首次详述20世纪70年代以降日本思想的专著。上述三部论著不约而同地选取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由远及近相映成趣，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在日本社会面临政治方向抉择的时点上，知识分子的表现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可谓自成体系。作者梳理论述了随着町人阶级成长而产生的伦理思想萌芽、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并探讨了町人伦理对“士农”的影响和在幕末维新时期的近代取向，提出了“町人伦理精神动力论”的重要观点。

关于思想文化人物的研究成果，精彩纷呈，篇幅所限，只能忍痛割爱，存目于此：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钱、张、刘三书均为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钱昕怡《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革命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夏目漱石为主要研究对象）、戴宇《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9年）、傅玉娟《木下杢太郎》（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这些论著都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大多在关注日本知识分子思想的同时，还考察了他们的社会行为及其影响。可以说，中国学者的著述已然有了自己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和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