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时的西学家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学习西文，语言工具成为传教士们的专利，这就在客观上限定了翻译西方书籍的范围和成书方式。当时，除由传教士独立翻译外，一般的译书过程是，由传教士负责口译原书，再经西学家“笔受”并加工润色而成。这种翻译方式决定了西学无法脱离对传教士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摄取西方科学的主动权。徐光启曾两次向传教士提出译书请求。第一次是在完成《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之后，“徐保禄（徐光启的教名）还要继续（翻译）欧氏的其余部分（《几何原本》后九卷），但利玛窦神父认为就适合他们的目的而言有这六卷就已经足够了”。[154]利玛窦的态度使徐光启留下了“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155]的遗憾。直到250年后的19世纪60年代才由李善兰“续成大业”，完成了《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工作。第二次是请求熊三拔传西洋水法，但是，熊三拔认为水利之事为技艺末节，“唯唯者久之……而顾有怍色”。经徐光启一再解释，并讲了“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的道理，熊三拔才勉强应允，而且要求徐光启在《泰西水法》付梓时，说明该书成立之经过。[156]由这两个事例也可以窥见，独立性的丧失使西学派们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由于西学派不懂西文，只能被动地听凭传教士们的判断和选择。而传教士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决定中国西学的内容和规模，这种状况从根本上限制了西学的发展。由于对传教士的过分依赖，一旦这个传播媒介发生问题，中国西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渐趋枯竭。

从具备科学知识的水准看，来华耶稣会士的阵容并不比在日本的荷兰人弱。如著名来华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三人都是意大利最著名的科学社团灵采研究院的成员[157]；而艾儒略则毕业于著名的帕多瓦大学；再如庞迪我、金尼阁、熊三拔、阳玛诺、穆尼阁，特别是南怀仁以及其后作为历代钦天监监正的耶稣会士们，都证明了他们在天文历法领域的造诣。而且传教士与西学家们的接触也比荷兰商馆人员与日本人的接触更紧密。然而，传教士的身份规定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天主教，而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只不过是一种迂回手段，他们须臾不忘宣扬他们的信仰。结果是，虽然西学家们主要目标在于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从全部汉译西书的比例看，宗教类却占去了很大比重。据统计， 16、17世纪传教士于科学技术方面的中文著述和译述约有120种[158]。又一说，从利玛窦来华，到耶稣会解散的190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方书籍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57%；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占总数的30%；人文科学书籍55种，占总数的13%[159]。

如果参照日本的情况，便可以形成明显的对照。由于幕府的禁教政策，在整个兰学时代，天主教类书籍几近于无。而在科学领域，仅据幕末穗亭主人以医学译述为主要对象的不完全统计，自延享（1744-1747）年间至1852年的百余年间，译述西书即达480种，译述者达115人，且全部是日本人（参阅本章第一节之3文中注释）。此外，尚有世界史地类书籍三百余种[160]，三宅友信所藏兵书219册等。上述统计可充分比照出中国西学中科技类译述的微不足道。

在中国西学史上，还有更令笔者不忍言及的一段公案。1620年，金尼阁等耶稣会士将在欧洲募集到的7000余部西文书籍携来中国，据金尼阁称：

余迄今所获者，无论就数量言，就学术门类之繁多言，就装潢之富丽言，在耶稣会中尚无足以与此颉颃者……以学科之门类言，除吾人图书馆所习有之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而今日所已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161]

据学者们考证，这些图书运到澳门已无可疑，但是，有多少进入中国内地，尚无定说。方豪认为：“七千部书运往北京也费了一大番气力，最初数年只能暂存澳门；此后是分批逐渐带进。”[162]另据魏特《汤若望传》载，1644年清军入关时，汤若望的教堂中约有3000卷欧洲书籍。有学者推测：“虽然这3000卷并不一定尽属7000部之内，恐怕大多数会是的。”[163]杨廷筠曾踌躇满志地表示：“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共成之。”[164]然而，杨廷筠的宏愿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当时，在学问领域有造诣的传教士都在忙于《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无暇顾及杨廷筠设想的翻译事业，更何况传教士们已经在纷纷抱怨科学活动挤掉了他们传布福音的时间。传教士罗雅谷抱怨说：“孜孜测验弗休，日月七政等书，次等翻译成帙，盖旦夕拮据，喘息非宁。阅二年，如一日，未遑他务也。既而追惟八万里东来本意，所图何事？治历与治人孰急，明时与明道又孰急，然而膺有成命，罔敢懈弛，用是两念横衷，未决者久之。”[165]

入清以后，这7000部西书的去向如石沉大海，无从考稽。直到本世纪30年代整理北平北堂时才有几百册重见天日，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北堂藏书号1385）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北堂藏书号1897）俱在其中[166]。然而，时隔300年，它们已经失去了在科学上的价值，充其量也只能充作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已。

以下，比照一下日本的兰学时代。由于日本与荷兰之间的交往主要是贸易关系，兰学家们要得到兰书就需要自己出资，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争相购求。加之“兰癖大名”们对荷兰书籍的嗜好，致使其身价倍增。杉田玄白即因《解体新书》原本价格昂贵，以至于无力购买而不得不请求家老冈新左卫门资助。[167]再如，据田原藩三宅友信所藏兰书之兵书目录记载：“总计二百十九册三图面，总价金百七十八两三分一朱银四匁六分余。”[168]可见，在当时的日本，荷兰书籍毋宁说是一种紧俏奢侈品。也正因为如此，兰学家们在选择兰书时非常谨慎，利用率也很高。相比之下，在中国，传教士们拱手相送的7000部西洋书籍却如“泥牛入海”。试想，如果当时中国的西学具有日本兰学那样的规模，西学家也能够阅读、翻译这些书籍，那么西学的发展至少不应该落后于日本。就能否掌握外语而言，当时西学派们的小小失误便造成西学的极大局限，也引发了后来中国历史学家们无限的遗憾。方豪曾感慨万分地**过这种心情：

孰知三百年前……入华天学图书，竟有万部之富耶？使其时果能一一迻译，则影响于我国文化，岂易言哉……然译事之成败，实一重要关键。七千部之淹没不彰，又不仅教会蒙受损失而已，我国科学之进步，亦为之延迟二三百年，此语或非过当。[169]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西学派不去学习外国语，至少是丢掉了这次历史赐予中国的良机。中国西学不如日本兰学影响之大，“译事之成败，实一重要关键”，而译事之未成又在于西学家们没能掌握外国语这一最基本的工具。

（本章第一节原载李卓、高宁主编：《日本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二节原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7期；第三节原载《书屋》2007年第4期；第四节原载《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第五节原载《武藏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No. 16，2007年6月）

附 中日早期西学史对照年表

（该表原载《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

【注释】

[1] 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6页。

[2] 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第560页。

[3] 有关徐光启的科学业绩，国内外论著颇多，本文不再赘述。

[4]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269页。

[5]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4页。

[6]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74页。

[7]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4页。

[8] 阮元撰：《畴人传·王锡阐》，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446页。

[9] 梅文鼎：《堑堵测量》，转引自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17页。

[10] 阮元撰：《畴人传·王锡阐》，第446页。

[11] 刘准：《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国河北献县1937年，第145页。

[12] 《清史稿·汤若望传》。

[13] 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20页。

[14] （清）杨光先等撰、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附二种》，黄山书社2000年，第79页。

[15]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0页。

[16] 《清史稿·艺术列传序》。

[17] 《清史稿·圣祖本纪》。

[18] 《清史史料》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162页。

[19] 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页。

[20] 转引自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30页。

[21] 参阅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有关章节。

[22] 王韬辑：《西学十二种·泰西著述考》四，云南武备学堂藏书。

[23] 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中华书局1995年，第760-761页。

[24] 福尾猛市郎：《日本史史科集成》，第一学习社1980年，第149页。

[25]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第238-240页。

[26] 转引自郑学稼：《日本史》第三卷，台北黎明公司1977年，第368页。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李之藻还是徐光启，无疑具有相当高的理解西方科学的学力，不过他们还不通西语，他们的“翻译”还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通过传教士的口述，而“笔受”记录而成。

[27] 指十六世纪中叶起两个世纪间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和日本传教的历史。

[28]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

[29] 天、上帝皆为中国传统概念，有特定的含义，因而教廷恐怕出现“同名异神”误解。

[30]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十四）。

[31]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十四）。

[32] 森铣三：《荷兰正月》，富山房1989年，第222页。

[33] 有马成甫：《司马江汉的自然科学业绩》，载《兰学资料研究会研究报告》52号，1959年。

[34] 山片蟠桃：《梦之代》，载《日本思想大系43》，岩波书店1979年。

[35] 山片蟠桃：《梦之代》。

[36] 司马江汉：《春波楼笔记》，载《日本随笔大成》第一期第二卷，吉川弘文馆1975年。

[37] 司马江汉：《天地理谭》，转引自有坂隆道编：《日本洋学史的研究》Ⅵ，创元社1975年，第146页。

[38] 司马江汉：《春波楼笔记》。

[39] 渡边华山：《舌或问》。有关渡边华山论著的引文，皆采用佐藤昌介校注的《华山·长英论集》（岩波书店1978年）本。

[40] 渡边华山：《慎机论》。

[41]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

[42] 渡边华山：《慎机论》。

[43] 渡边华山：《诸国建地草图》。

[44] 渡边华山：《慎机论》。

[45]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

[47] 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Ⅵ，春秋社1955年，第293页。

[48] 青木岁幸：〈信浓兰学的展开状况〉，载《实学史研究》Ⅰ，思文阁出版，第138—139页。

[49] 《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一四五三，第13—14页。

[50]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51] 参阅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国》，日本六兴出版1988年，前言。

[52] 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译：《文明的生态史观》，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95页。

[53] 康有为语，转引自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60页。

[54] 通过与南蛮科学、兰学的对照，来理解中日两国摄取西洋科学的异同。

[55] 向仍旦：《如何评价明清之间天主教士翻译的书籍》，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56] 冯天瑜：《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

[57]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序言第23页。

[58] 白莉民：《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教育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59] 张纯成等：《15-16世纪中国自然科学的革命》，《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60] 具体科学上的问题可以参阅鲁品越：《西方科学历程及其理论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有关章节。

[61]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等译：《近代科学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62] 埃伦·G·杜布斯著、陆建华等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2页。

[63] 据《明史》卷25《天文一》载：“其言九重天也，曰最上为宗动天，每日带各重天自东而西左旋一周。”此为地静天动之说，即地球固定不动，而整个天体围绕地球旋转。宗动天为天体中距地球最远处。

[64] 《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六十五卷·历法总部·五纬历指·总论》，中华书局1985年。

[65] 《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六十五卷·历法总部·五纬历指·总论》。

[66] 鲁品越：《西方科学历程及其理论透视》，第141-142页。

[67] 《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七十七卷·历法总部·历法西传》。

[68] 《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七十七卷·新法历书·历指》。

[69] 《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七十九卷·历法总部·新法表异·天汉破疑》。

[70]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天问略》7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71] 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36页。

[72]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710页。

[73] 埃伦·G·杜布斯著、陆建华等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122页。

[74] 亚·沃尔夫著、周昌忠等译：《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5、138页。

[75] 《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六十五卷·历法总部·五纬历指·四》。

[76] 阮元：《畴人传》，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603页。该书第603-609页还有详细介绍。

[77]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第21页。这里是引用美国学者席文（Siwin）的一次私人谈话。

[78]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话——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安徽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79] 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华山会1938年，“华山全集发行趣旨”。

[8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第323页。

[81] 林则徐：《致奕山·道光二十一年三月》，杨国祯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页。

[82] 林则徐：《致怡良·道光十九年二月》，杨国祯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74页。

[83] 林则徐：《会奏川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第190页。

[84] 林则徐：《东西各洋越蹿外船严行惩办片》，《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第649页。

[85] 林则徐：《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摺》，《林则徐集·奏稿》中，第794页。

[86] 林则徐：《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摺》，《林则徐集·奏稿》中，第796页。

[87] 林则徐：《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摺》，《林则徐集·奏稿》中，第794-795页。

[88] 林则徐：《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

[89] 林则徐：《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38页。

[90]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总论》卷八十，古微堂重印本，咸丰二年（1852年）。

[91] 林则徐：《广州舟师实难分遣赴浙会剿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65页。

[92] 陈大宜：《从鸦片战争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国军事工业》，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63页。

[93] 林则徐：《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00页。

[94] 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93页。

[95] 林则徐：《致苏廷玉·道光二十二年三月》，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86页。

[96] 《清史稿·林则徐传》卷三百六十九，第三十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94页。

[97] 清朝国史管撰：《林则徐传》，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林则徐诗文选注·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6页。

[98] 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以下有关渡边华山论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岩波书店1978年。下文为节省篇幅，随文括号标示。

[99] 高野长英：《鸟之鸣音》，载《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179页。

[100] 佐藤昌介：《渡边华山的洋学研究与蛮社之狱》，载东北大学文学会《文化》，第十八卷第一号，1954年。

[101] 三宅友信：《兰书目录·兵书之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102] 佐藤昌介：《洋学史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176-197页。

[103] 林则徐：《东西各洋越蹿外船严行惩办片》，《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第649页。

[104] 琦善：《奏遵查林则徐在粤办理禁烟情形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中华书局1964年，第615页。

[105] 林则徐：《致奕山·道光二十一年三月》，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74页。

[106] 姚莹：《康遒纪行》卷十六。

[107] 参见林永：《论林则徐组织的迻译工作》，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8] 林永俣：《论林则徐组织的迻译工作》。

[109] 杨国祯：《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8页。

[110]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

[111] 冯桂芬：《显志堂集·吴序》，校邠庐刊光绪二年（1876）。

[112] 《左文襄公全集·联语》，第四函，光绪二十三年（1898）。

[113]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

[114] 佐藤昌介：《渡边华山的洋学研究与蛮社之狱》。

[115] 佐藤昌介：《洋学史的研究》，第184-194页。

[116] 1839年3月江川英龙视察江户湾沿海后，计划在向幕藩进呈视察复命书时添加一些有关西洋情况的材料，并将此事托付给渡边华山。《初稿西洋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外国事情书》《诸国建地草图》等，皆为此而作，对江川英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17] 阮元：《畴人传》，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589页。

[118] 南怀仁著、薛虹译：《鞑靼旅行记》，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5页。

[119] 陈霞飞译：《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78页。

[120] 参阅李兰琴：《钦天监的又一位德籍监正——戴进贤》，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年。

[121] 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71页。

[122] 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

[123] 参阅杉本孜：《江户时期兰语学的成立及其展开》Ⅳ，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8年，第250页。

[124] 杉本孜：《江户时期兰语学的成立及其展开》Ⅳ，第252页。

[125] 《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453，第13-14页，《清高宗实录》第29册，台湾华文书局1963年，第21319页。

[126] 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宇宙风》第25期，1936年9月。

[127]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等译：《近代科学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59-160页。

[1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5页。

[129] 渡边敏夫：《近世日本天文学史》，恒星社厚生阁1986年，序言。

[130] 汤浅光朝著、张利华译：《科学文化史年表》，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第153页。《风土记》：公元713年，元明天皇诏令日本各地对地形、土质、物产等进行调查，各地将调查结果编成本地的《风土记》，现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出云国风土记》。《医心方》：全书80卷，公元984年丹波康赖著。该书以中国隋代《病源候论》为主，并引用类集了隋唐医书80余种。

[131] 家永三郎：《检定不合格日本史》，三一书房1980年，第161页。

[132] 《明史》开始修于顺治二年（1645），未成而止，康熙十八年（1679）再开史馆续修，乾隆四年（1739）刊行。

[133] 《清朝文献通考》卷198《四裔考六》，商务印书馆1936年。

[134] 阮元：《畴人传》，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610页。

[13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90-391页。

[136]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等译：《近代科学的起源》，第159页。

[1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5页。

[138] 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沫若文集》第11卷，第71页。

[1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页。

[1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6-667页。

[141] 青木岁幸：《信浓兰学的展开状况》，载《实学史研究》Ⅰ，思文阁1984年，第138-139页。另可对照青木岁幸：《在村兰学的研究》，思文阁1998年，第70-71页。此表与第三章“主要兰学塾塾生分布表”统计的人数稍有出入，其中芝兰堂、象先堂、适塾塾生数字，应以第三章表为准。表中所列蕃书调所、江户医学所为幕府洋学设施、大野洋学馆为大野藩所设。又表中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始称兰学所，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

[142] 王韬：《扶桑游记》四月初二，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岳麓书社1985年，第413页。

[143] 有关《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参阅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24- 37页；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155页。

[144]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十，校邠庐刊，光绪二年。

[145]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十。

[146] 鲁迅：《呐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页。

[147] 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页。

[148]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

[149] 关于日本近世的长子继承制可参阅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近代化》第二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150] 参阅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综合研究》，吉川弘文馆1982年，第274-279页。

[151] 参阅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第43页。

[152] 徐光启发现了西方数学中的推理、演绎等逻辑思维的优势，认为西方科学不但可以言“法”（方法），而且可以立“义”（原理），而重视“义”正是中国传统科学所缺乏的思维方式。

[154]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17-518页。

[155] 《题几何原本再校本》，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9页。

[156] 《泰西水法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第67页。

[157]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第221、216、217页。

[158] 参阅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254页。

[159] 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关于明末清初之西书，还可参阅王韬：《泰西著述考》，载《西学十二种》四，云南武备学堂藏书；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光绪23年；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160]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世界地理·西洋史文献解题》，原书房1980年。

[161] 《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第5页。

[162]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182页。

[163]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164] 杨廷筠：《刻西学凡序》，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292页。

[165] 罗雅谷：《哀矜行诠自叙》，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73页。

[166] 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67页。

[167] 杉田玄白著、绪方富雄校注：《兰学事始》，岩波书店1992年，第30页。

[168] 赠从四位三宅友信公自笔：《兰书目录·兵书之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169] 《方豪文录》，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