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和渡边华山都是我崇敬的历史人物，不过把他们放在一起，或曰不着边际。其实，寻遍与林则徐同时代的日本人，最相近的莫过于渡边华山了。众所周知，林则徐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东邻的渡边华山被日本人誉为“我开国史上最初的第一人”[79]，二人均为中日两国近代认识西洋的先觉者。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都是站在迎接西洋挑战前沿的在朝学者，他们为自己的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却在当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都为后世所敬仰。对他们研究西洋的轨迹做一探查，或许会给我们某种启示。

林则徐自1838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上任后，由于处理对外问题的需要，才开始接触并研究西洋问题，而且主要集中在钦差大臣任内（1840年9月被革职）。渡边华山是日本江户幕府末期三河国（现爱知县东部）田原藩藩士，于1832年天保饥馑和英国东渐势力加速的内外形势下，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兼海防挂。当时在三河地区只有田原藩面临太平洋，因之该藩为三河地区海防的唯一据点。对此，渡边华山深感责任重大，为解决内外危机，开始认真研究西洋问题，直至因笔祸罹罪的1839年。与日本正统洋学家比较起来，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起步较晚，况且二人皆不谙外国语，虽然如此，他们却分别达到了那个时代本国对“西洋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于深入地考察研究，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中所担当的角色。

十九世纪中叶，就远东地区而言，西方殖民势力的攻势由“西力东渐”急速发展为“西潮东涌”的时代。中日两国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深刻的民族危机，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及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从而如何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便成为中日两国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迎接这次挑战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两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能清醒地认识上述现实的人却寥寥无几。林则徐和渡边华山同处于这一激**的时代，并分别担当“驭夷”要职，又分属本国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这些客观条件促使他们对本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及民族前途极为敏感，面对欧美列强的强烈冲击，他们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西洋诸国的先进性和自我危机的严重性。为此，他们积极了解、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以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途径。在此过程中他们各自将本国的西洋学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洋学的大施主”。简而言之，他们处于同一时代，有着相似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所促发的民族使命感。正是上述相似的经历将他们造就成为冷静环视周围世界的民族先觉者。另一方面，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的差异，他们研究西洋的侧重面、深广度又不尽相同。以下将扼要叙述这种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