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象上看明治文化是东洋与西洋、传统与近代的两元并存，呈现着日本文化自古以来的混血型特征。但是，表面华丽时髦的明治文化，在深层却进行着激烈的文化碰撞，这种碰撞既促生了一些文化领域的更新换代，也造成了日本文化整体的失衡、迷离和冲突。文化的不平衡又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诸如：城市与农村的矛盾、经济与政治的矛盾、进步与保守的矛盾等等。这种矛盾蹒跚到昭和前期，终于导致了文化矛盾的裂变，结果是彻底否定了明治以来对西洋文化的崇拜，以至于以欧美国家为敌，彻底退回到文明开化前的日本。

御制的“皇国文化”造成了明治时代的文化跛行现象，而文化的跛行，势必造成日本现代化道路整体的跛行。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到明治末年日本已经发展成与欧美比肩的强国，尤其是日俄战争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欧美人更把日本看作是东方的明星国家。然而，就文化层面而言，愚昧的忠君爱国思想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扩张论、近代“伪武士道”等反动和倒退的思想文化全面泛滥，而这些失去理性的狂乱被冠名为极富感染力的“爱国心”“明治精神”“大和魂”，成为官方规制日本文化的主基调。

明治时代日本人的爱国心是炙热的，颇有献身精神，尤其是明治后半日本社会与其说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莫如说全体日本人是一个单位，国家、皇室、故乡、家族、个人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便是自由民权运动也不曾触及皇室和皇国的权威，而只是反对藩阀专制。“及至民权派反对的目标藩阀专制消失，一些民权‘壮士’也只存爱国心，多形成反动的国粹主义团体。”[2]这种爱国心肯定曾经为明治现代化进程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它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可悲的。明治人只考虑日本的问题，祖国就是他们的最高价值，为祖国献身就是最高的美德，而从不考虑人类的普遍价值，更缺少最基本的是非观念。因此，造成了日本人价值判断的狭隘性，致使爱国心发展到“举国一致”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正如有西方学者所言：“爱国主义与偏爱故乡的情结如出一辙，它表现为轻视其他的民族，所以它偏离了真理的轨迹……其目的有时就是伤害其他人。”[3]正是“爱国心”的无限膨胀把日本送上了战争的不归路，险些亡国灭种。

在明治时代对神圣天皇的崇拜成为“民族集体意识”。这是一种单向的奉献，是由天皇和政府强加给日本民众的迷信，它的危害在于，崇拜天皇的“集体意识”使日本民众变成唯天皇马首是瞻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日本文化史上一个最可悲的时代。这种文化的非理性支配着自明治时代到战败为止日本文化的走向，成为阻碍日本文化发展的无法挣脱的桎梏。

还应注意一个问题，按照文化发展的一般路径，在文化进化的同时，还伴随着落后文化的退化过程，这就是所谓文化的弃旧图新。而明治日本则是进化过快，来不及消化吸收，而退化的过程又很缓慢，甚至一些文化糟粕卷土重来，以至于阻断了文化进化的进程。就明治文化而言，既曾有过史无前例的“维新”，也确实发生了世所罕见的“复古”；既有促动日本社会飞速进步的精华，也有诱导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糟粕。由此，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文明进步与文化倒退，或者叫做物质进步与精神倒退的怪圈。对于明治日本超速西化所造成的不良反应，夏目漱石做过分析：不间断地摄入高度发达的先进文化的结果，形成了强压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日本文化发展的不自然，大多数日本人对此难以忍耐，造成了神经衰弱。这大概很符合明治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4]

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新文化进化与旧文化退化的不平衡，最终以战败葬送了明治以来曾令全世界倾慕的日本现代化的骄人成果。有日本学者机智地指出：“今天读起明治以来的书籍，无论如何也看不懂……日本人八九十年间流淌的汗水，都是为了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的投降而工作。”[5]

如果用一句话为明治时代做宏观上的定性，可以表述为：最前沿之西方文明与最原始之天皇崇拜的“二位一体”。前者成就了日本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近代文明；后者培养了日本人的愚昧于盲从，并因此将自己创造的近代文明几乎消耗殆尽。明治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向世人昭示了跛行现代化道路的惨痛教训。文明与文化的悖论、维新与复古的倒错，这是明治文化为人们留下的值得反复思考的命题。

（本篇原载《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注释】

[1]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1》，洋洋社1955年，第711—712页。

[2] 竹山道雄：《明治精神的变化》，新潮社1960年，第15页。

[3]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金寿福译：《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思考》，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

[4] 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1》，第38页。

[5] 日本文化论坛编：《日本文化的传统与变迁》，新潮社1958年，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