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引入了西洋近代文化，从而形成了半日本半西洋、半传统半近代、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明治文化，成为继古代以中国文化为主色调的奈良文化、以本土化成熟为标志的江户文化之后，又一个具有明显文化特色的时代。明治时代全程45年，社会变动之剧烈史无前例，其间文化现象更是纷繁陆离，既有通过摄取西洋文化而实现的跳跃性的文化进步，也有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更不乏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明治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次大重组，其间既有光辉和昏暗，也有弥足珍贵的经验与令人扼腕的教训。明治文化的历程，从正反两个向度为人类如何对待自身传统和外来文化留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标本。

从古至今，日本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依赖外来文化而支撑自身文化的延续和进步。明治时代之前，外来文化主要是汉文化以及经过汉化的佛教文化。明治初期，日本开始如饥似渴地吸吮西洋文化的乳汁，西洋文化也成为日本文化构成中至关重要的成分。可以说在19世纪后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主动地大规模引进西洋文化。然而，当时的日本对西洋文化究竟理解到怎样的程度？到底真正消化了多少西洋文化？西洋的近代精神和社会原理在明治日本实现了吗？

明治时期，西洋文化在日本的社会经历表现为两条平行线，其中的一条线是西洋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自然接触，在另一条线上则是由明治政府人为地筛选、抛弃甚至是扼杀西洋文化。但是平行的两条路径却并不平衡，最终要由高度集权的国家来为各类西洋文化因素定性，决定它们在日本的命运。所以，明治时代并不是无限制地随意进口西洋文化的所有产品，明治政府对那些可能危及到自身权力的西洋文化并不宽容。到明治中期，政府开始大力引进以集权政治统治为内核的“德国精神”，以替代明治初年风行日本的英美自由民主主义思想。

必须承认，明治维新为学习西洋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因为明治政府要员们曾亲身感受到西洋国家利用他们的文明和文化优势，将日本逼到了沦为殖民地的边缘。日本要脱离这种险境，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学习西洋以维护国家的独立。换言之，学习西洋是为了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厄运。站在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明治政府对西洋文化的不同领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时期对西方文化的不同待遇。虽然明治初年政府曾大力宣扬文明开化，但最终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主国家，而是选择了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天皇绝对统治的国体，这种选择已经明确宣布了明治政府对西方近代社会文化理念的态度。

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与“殖产兴业”一样，是作为“富国强兵”的配套政策而提出的，因而多停留在一些表层，而且一旦脱离“富国强兵”的主线，进步的文化也会遭受无情的打击。浅薄的官方“鹿鸣馆开化”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而自下而上的民权运动则遭到扼杀。民权运动虽然促进了宪法的颁布和国会的召开，然而这不过是以近代形式的宪法确保了天皇专制政治的合法性，作为民主政治象征的议会，反而粉饰了专制，而试图要求民主政治和人权自由者则屡遭镇压。

专制政府的对方是服从的民众。明治维新虽然打破了封建的等级身份制度，但同时却保留和“光大”了盲从的习性，并使之向奴性化发展。早在19和20世纪之交就有周游远东地区的美国实业家指出了作为近代社会的日本人的重大缺陷，“日本人是非人格的，所谓非人格意味着缺乏个性，没有自我观念”[1]。这种观点的根据就是，明治时代日本人把忠君爱国作为最根本的德目。这种判断确实道出了明治日本人的文化症结，日本人的“非人格性”保证了天皇专制的“精神源泉”，使近代西洋文化理念难以撼动原始迷信的“神皇观念”。虽然明治前期就传入了彻底否定神创论的生物进化论，然而却丝毫没有撼动《古事记》天皇祖神开天辟地，并生出天皇始祖的神创论的迷信，反而将社会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改造成为“神国”优越的极端民族主义。

明治政府移植西洋君主立宪政体，非但没有促进民主化，反而强化了专制天皇制，《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就是这种政治的文化反映。在国家权力的诱导下，奴化的忠君爱国思想急剧升温，极端的国家主义迅速膨胀。在强化专制权力优先的原则下，个人的自由和文化个性被窒息，作为西方近代文化最根本原则的民主自由思想，在日本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认同，便偃旗息鼓了。这是明治文化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