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明治学术的历程，可以梳理出两条线索：从学术本身而言，经历了由机械地移植，发展到带动传统学术领域的改造转型；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明显地反映出由初期相对的自由学术，转变为御用学术。

以东京大学教授阵容为例，可以反映出明治时代日本的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还难以脱离西方学者而完全独立。如1881年法学部6名教授中，日本人和外籍各3名，其他各学科也都难以脱离外籍教授的支持，诸如：哲学领域的菲诺罗萨和库贝尔，史学领域的里斯等等。

在移植西方人文学科的过程中，还形成了试图以西洋理论和方法改造国学、汉学和佛教等传统学问的潮流。在学术的西化过程中，虽然一般而言认为传统学问仍有某种价值，但整体被贴上了非科学的封建学问的标签，并开始尝试以西洋的人文理念改造传统的东洋学问，以使东洋学问转换为近代学术。然而，西方的人文精神是在西方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在许多领域不能合理地解释东洋的人文现象，这就需要日本学术界自己来完成这种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日本、中国、印度为研究对象的“国史学”“国文学”“汉文学”“东洋史学”“印度哲学”等带有近代色彩的“传统新学科”。其中“印度哲学”研究颇有成果，得到国际学界的称誉。

近代以前日本的佛教、佛学研究一直利用汉译的经典，明治时代受到欧美学者印度研究的刺激，日本学者也开始利用梵文资料，研究不断深化：1876年留学英国的南条文雄在英国语言宗教学家的协助下，出版了梵文本的《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般若心经》等佛教经典；1890年访欧的光南顺次郎将汉译本的《观无量寿经》《南海寄归传》译成英文；荻原云来对于《大乘集菩萨学论》梵、汉本进行对校，并发现古梵文本的《瑜伽谕本地分中菩萨地》等。[43]这些成果为国际学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日本学者们上述严谨执着的学力和独创的成果确实令人敬佩。然而由于学案频发，日本学者“在国史学、国文学等领域却屡屡顺从于国粹主义和国家主义”[44]，这就使得日本近代学术很难健康地发展。

明治初期日本国家的文化指导层与民间被指导层的文化意识具有很大的差异，然而明治中期，即《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以后，在忠君爱国思想的统辖之下，两者的文化意识差异逐渐消失，走向趋同。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问题的复杂化，促动着人文学科向专业化发展，再加之19世纪70年代末东京大学的法学部和文学部也开始向社会输送毕业生，已成为学科专业化的人才基础。不过，一般而言，与明治初期百科全书式的经世学者相比，这时期的多数学者在逐渐向专业化迈进的同时，也与社会越来越疏远。以哲学为例，从西周的《百学连环》、井上哲次郎的《现象即实在论》，到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彻底遁入象牙之塔，可以清楚地显现出这种趋势。

作为上述趋势的背景，对明治初年学者们的出身和与政权的关系稍作分析，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这些学者虽然大多出身于与幕府多有渊源的封建统治层，但在接触西洋文化后逐渐生成了反封建的意识。然而他们的出身又决定了他们难于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去反对权力，而是跟随一开始就带有专制性质的明治政权宣传自上而下的文明开化。他们批判封建传统的意识极强，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反封建并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意愿却基本一致。然而，这批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与政权的合作，如绝大多数明六社成员。这样随着明治政府不断加强对内专制统治和对外提倡拓展国权，不愿意附和专制权力的有良心的学者们便放弃了对社会实践的热情，遁入研究室从事学院式的纯学术研究。尤其在“国史学”领域，出现埋头于史料搜集和整理，机械的实证主义史学。还有一部分学者，放弃了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而转向国家主义，其中井上哲次郎可算典型的代表。如果说井上是在建立符合明治专制政府要求的“专制主义的道德哲学”，那么穗积八束就是在建立以天皇神权说为内容的符合明治政府需要的“专制宪法学”。当然不能主观地断定此类人物出卖了学者的良心，也可能是在坚持自己的学术或政治观点，但至少不能否认，他们的确扮演了支持专制政府反民主的工具。

（本章原载《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注释】

[1] 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1》，小学馆1967年，第36页。

[2] 周建高：《斯宾塞对近代日本影响管窥》，载《日本研究论集200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7—279页。

[3] 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载《福泽谕吉全集》第四卷，岩波书店1964年，第108页。

[4] ①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洋洋社1954年，第581—582页。

[5] 笹山晴生等编：《详说日本史史料集》，山川出版社1994年，第240页。

[6]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第659页。

[7] 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留学德国攻法学，回国后曾任枢密院书记、农商务省特许局长等职，1913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法律顾问。

[8]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第660—661页。有关二人争论的内容，多参考此书。

[9]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第661页。

[10] 穗积八束：《我国宪法之特质》，载《明义》第3卷第12号，1902年12月。

[11]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第663页。

[12]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第668—670页。

[13]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第573页。

[14] 芳贺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柏书房1974年，第66页。

[15] 竹越与三郎：《二千五百年史》，开拓社1896年，第1页。

[16] 竹越与三郎：《二千五百年史》，第1页。

[17] 仿照中国官修正史的传统，由官方编纂的六部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记述年代连续衔接，上自神代下迄光孝天皇仁和三年（887年）。此后因战乱等原因官方修史中断。

[18]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第567页。

[19] 1886年东京大学改称帝国大学，1897年随着京都帝国大学的设立，帝国大学又改称东京帝国大学。

[20] 那珂通世编：《支那通史》，中央堂1888年，序。

[21] 芳贺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第133页。

[22] 芳贺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第133页。

[23] 久米邦武：《神道乃祭天之古俗》，载《明治文学全集78》，筑摩书房1976年。

[24]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第634—635页。

[25] 围绕南朝和北朝哪一方为正统的问题，在史学界始终存在不同意见，当时大致有三种观点：以吉田东伍为代表的北朝正统说；以黑板胜美等为代表的南朝正统说；多数学者主张南北并立，即同时承认南北两朝廷和各自的天皇。1903年编的历史教科书采用并立说。

[26] 家永三郎：《日本的近代史学》，日本评论社1957年，第29页。

[27] 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1卷，宗高书房1960年，第36页。

[28] 井上哲次郎：《菲诺罗萨以及库贝尔》，载大日本文明协会编：《明治文化发祥纪念志》，大日本文明协会1924年。

[29] 实为编译，该书凡例曰：“泰西之文丁宁反复毫发无遗，故而照直翻译往往难免冗漫。本书博采诸家……不拘原文，所以称著不称译。”见中江兆民：《理学钩玄》凡例，集成社1886年。

[30] 卞崇道、王青主编：《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31] 中江兆民著、吴藻溪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页。

[32] 中村雄二郎著，卞崇道、刘文柱译：《西田几多郎》，三联书店1993年，第10页。

[33] 中村雄二郎著，卞崇道、刘文柱译：《西田几多郎》，第15页。

[34] 西田几多郎著、何倩译：《善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页。

[35]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223—224页。

[36]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37] 西田几多郎著、魏肇基译：《善之研究》，开明书店1940年，序。

[38]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第330页。

[39] 西田几多郎著、何倩译：《善的研究》，第7页。

[40] 竹村牧男：《西田几多郎与佛教》，大东出版社2002年，第4页。

[41]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第319—320页。

[42] 上山春平编集：《日本的名著47西田几多郎》，中央公论社1990年，第444页。

[43] 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1》，第163—164页。

[44] 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1》，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