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世日本文化影响最深者莫过于儒家思想，其间影响最大的中国学人，非朱舜水莫属，谈水户学自然更不能忘记朱舜水。朱舜水（1600-1682）大半生为大明江山四处奔忙，于1659年定居长崎，并终老于日本。朱舜水赴日之前已是名士，人称“文武全才第一”“开国以来第一”，但他无意仕途。舜水尊实学，践实事，“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道，俱在践履”。[87]舜水到日本后先是在长崎讲学，后受聘于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德川光圀尊朱舜水为师，在从其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经常询问有关国家施政大计、礼乐典章制度以及学术文化问题。”[88]舜水也殚精竭虑将所学所思传授给邻国知己，“所谓‘水户学’者，所得于舜水精神者至多”。[89]舜水在日本不但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且与政界、学术界交往密切，日本弟子众多，卒后谥号为文恭先生。梁启超曾言：当时的日本知识层对舜水的敬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而且“德川日本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90]此言虽显夸张，但朱舜水对日本儒学的影响确实不可小觑。诸如，主张对朱子学采取扬弃态度的安东省庵、反对坐而论道的木下顺庵、古学派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等人都从不同层次吸收了朱舜水的实学思想，从而促使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实与鉴真前后辉映，观其伟业，中外史乘，诚属罕见。”[91]

最直接继承朱舜水学问思想体系的莫过于以《大日本史》为代表、主张大义名分、尊王攘夷的水户学。一般认为水户学是在水户藩编修《大日本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学问体系，而这期间朱舜水不但与编史主持者德川光圀时常谈经说史，而且担任编纂《大日本史》的第一任总裁安积觉就是自幼就学于朱舜水门下的高足。

编纂《大日本史》的发起者德川光圀因读《史记·伯夷传》而颇为感慨，认为史书如果没有“史笔”就不能感化后人，这种修史目标成为编纂《大日本史》的指导思想。该书仿效司马迁《史记》采用中国正史体例的纪传体，所记时代上自“神武天皇”，下至南北朝统一的1392年，全书共397卷。其中：本纪73卷（含100代天皇）、列传170卷（含后妃、皇子、皇女、群臣、孝子、逆臣等）、志表154卷。《大日本史》自德川光圀1657年在江户开设史局到1906年印刷完毕，历经250年。该书收集史料广泛，并精于史实真伪的考辨，其严谨程度在日本史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详细注明史料的出典是该书的一大独创，中国的正史中也无此例。此外，该书的汉文水平也非常高。

日本学者称《大日本史》与由林罗山开始主持编修的《本朝通鉴》为近世史著之双璧，然而《大日本史》除了“记治乱、陈善恶、以备劝惩之典”[92]的教化目的之外，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则是以编纂该书为中心聚集在一起的水户学派提倡的“大义名分”理论。藤田幽谷（1774—1826）就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评价来彰显大义名分。《大日本史》也确实在贯穿着大义名分思想，以下试举两例。《本朝通鉴》把由武家实际统治南北朝时代的北朝作为正统，而《大日本史》则把虽然处于弱势地位，但持有作为天皇象征的三种神器的南朝作为正统。如果这种史笔反映了“大义”，那么下一个问题则反映出“名分”原则。《本朝通鉴》认为《日本书纪》中记载的以皇后身份摄政69年的神功皇后是“本朝女主之始”，因而将其列为一代天皇，而《大日本史》按名分将其列入后妃传。总之，宣扬以天皇为正统的尊皇思想、突出强调“大义名分”等国家正统观念的伦理道德，是《大日本史》的“精义”所在。该书曾被誉为“本朝史记”，“显示了近世史学达到的一个顶点，在成就了明治维新精神依托之一的意义上，也不能疏漏其给予后世的影响”。[93]足见《大日本史》在日本史学史以至于文化史上的影响。

从逻辑上说，作为“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提出自我矮小化的尊王思想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不过从原理上讲，幕府将军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天皇的认可和授予，因而强调天皇的正统性也是顺理成章。事实上《大日本史》并没有倒幕倾向，也无法想象在和平时期，源于德川家康嫡孙德川光圀掌管的水户藩会提出倒幕口号。然而，尊皇思想确实为幕末倒幕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实，无论是从学问的角度还是政治思想的角度，江户时代公武地位始终是学者们经常触及的论题。到后期水户学阶段，随着西方势力在日本周围活动的频繁，这种“大义名分”被突然放大，并将矛头指向外患。藤田幽谷提出了国体论和攘夷思想，又被会泽正志斋（1782—1863）、藤田东湖（1806—1855）等人继承发展。会泽正志斋将日本神话、神道、武士道等日本传统思想引入原本属于中国式“正统思想”的水户学，更提出了日本独特的国体问题，并希望用天皇的宗教性权威来支持幕府实现国家统一，从而应对来自西洋的挑战。然而，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幕末时期尊王攘夷和尊王倒幕派的核心理论，造成了天皇与幕府分道扬镳、反目成仇。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水户学“成为了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思想源泉，并最终为日本倒幕、尊王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这一现象到公元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达到了顶峰”。[94]

水户学虽然深受朱舜水的影响，但它最终还是幻化为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日本特有的“国体思想”。水户学派学者们始终贯穿着尊皇的正统思想，可谓是主张“大义名分”的义士，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德川家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统治。然而，明治政府虽然承袭了“国体思想”，但并没有重用为明治天皇重新号令天下而立下汗马功劳的水户学派，而是启用了复古神道集大成之平田学派，实在是辜负了水户学派的“忠义之心”。

以上分析了水户学及其《大日本史》在政治思想史坐标上的位置。在此顺便对江户时代的史学做一番梳理。史学在日本历史上始终是显学，这可以说是承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甚至在近代以前，一提到学问就首先想到史学。日本史学承袭中国史学传统，修史不但记录史事，还要对历史人物、事件等作出判定，这就为后人寻找前人的文化价值观念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江户时代是日本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近世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在日本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上承日本古代、中世的修史风格、史学思想，又发展出新的修史形式，新的史学观念，并下启近代日本的修史和史学”。[95]

德川幕府为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并确立德川家的权威，非常热心于历史编纂事业，不仅规模之大超出历代，持续时间也几乎贯穿整个江户时代。此外，各藩国也仿效幕府修史，民间修史者也不乏其人。整个江户时代，史学流派也异彩纷呈，各派的史观各有不同，形成了日本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期。

由幕府组织编纂的史书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按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德川幕府的历史，诸如《武德大成记》《东武实录》《德川实纪》《朝野旧闻裒藁》等。这类史书的目的在于建立德川家的权威，从而树立一个新的正统，如：《朝野旧闻裒藁》全书1093卷，运用史料广而精，记载了德川家先祖到德川家康的时代；《德川实纪》516卷，记载了从德川家康到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的历史，该书也用功不小，但由于对历代将军极尽礼赞之笔，削弱了其史料价值。第二类是各藩大名等的历史，如《宽永诸家系图传》《宽政重修诸家谱》等。此一类史书是为了提醒大名士族们“不忘幕府厚恩，追思祖先本分”，从而使大名们自觉依附于德川幕府。第三类是有关德川幕府建立之前的日本历史，如《本朝通鉴》《后鉴》《史料》等等。这类史书的政治目的相对较弱，而侧重修订客观信史的倾向更强一些。比如，由林罗山及其后人主持仿效司马光编年体《资治通鉴》编纂的《本朝通鉴》，形式规范、内容完备，反映了德川幕府初期学术进取之势。林罗山为此事业兢兢业业，曾编修了《本朝编年录》40卷，然而，在1657年（明历三年）的江户城明历火灾中这些卷帙连同林罗山引以自豪的万余卷和汉文典籍毁之一炬，林罗山为之气血耗尽心灰意冷，数日后弃世而去。之后由其第三子林春斋继承父业，续修《本朝通鉴》，于1670年脱稿。全书起始于神代，截止到后阳成天皇（1586—1611在位），共310卷，是一部完整的通史。该书的目标在于究明有史以来治乱兴亡之轨迹，遵照儒家思想的理念，超越公武对立的狭隘立场，以史为鉴，修明政治、规范人伦。

此外各藩也在自觉地修史，如被称为德川氏御三家的尾张藩的《神君年谱》、纪伊藩的《创业记考异》、水户藩的《大日本史》等。前两史基本思想是立足于德川幕藩体制的正当性，而《大日本史》则显示了自己的特性，其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等已如前述。

就个人的史学研究而论，新井白石（1657—1725）当属佼佼者，他是江户时代儒家史观的代表，也是公认的日本近世史学的高峰。新井白石的主要史著有：《藩翰谱》《读史余论》《古史通》《史疑》等。“白石史学”的特点有三：对史实精致的批判、实证方法的活用、把握历史趋势的洞察力。白石在研究关键历史人物的时候，甚至能够在对促使人物行动的心理作出分析的基础上，较为清楚地洞察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一般认为，白石不但是近世史学的高峰，而且也是近代史学的先驱。但是，白石在评价他所生活的当代历史的时候，其史观似乎突然失去了犀利的锋芒。他可以无情地批评历史上以下犯上专权的源氏和平氏集团、批判北条氏和足利氏，但是对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则采取了全面肯定的态度，认为德川氏是受命于天，奉天治世。此外，白石史学“只把上层的政权交替看作是历史，而对普通国民层，尤其是庶民层的动向则完全视而不见”[96]。新井白石迎合当时统治者和无视庶民的倾向，削弱了他一贯的史学批评标准的生命力，“被认为是极为保守的思想家”[97]。

儒家阵营的史家还有山鹿素行（1622—1685）。山鹿素行学于林罗山，治学领域极广，其史著《中朝事实》《武家事纪》显示了其史学风格。《中朝事实》强调日本的风土优于万国，日本的历史也是皇室一统，天地间无以伦比，反映出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武家事纪》中论证了武家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山鹿素行承认天皇因受神示而统治日本，但是同时又认为，当朝廷德识衰微时，武家替代朝廷掌权治理天下不但应该认可，而且是历史的必然。这样，一方面主张皇统连绵不断，另一方面又承认了武家政权的正当性。

江户史学另一个亮点就是开始接触到西洋史，虽然它还很幼稚。就著述而言应首先提到新井白石编纂的《西洋纪闻》。该书的资料来源于白石对潜入日本的传教士的询问和辩论的记录，记述了西洋各国形成的历史，而且还涉及西洋国家间的关系，记载了诸如西班牙继承战争等当时欧洲诸国的形势，尤其对天主教史的记述最为详细。《西洋纪闻》使西洋历史学开始从地理与历史混杂的“舆地学”中独立出来。随着江户中后期兰学的兴起，西洋历史也开始受到兰学家和一般学者们的关心，有关西洋历史的著述不断丰富，但这些书籍大多是有关国别的历史，诸如：荷兰史有森岛中良的《红毛杂话》、宇田川榕庵的《和兰史略》；俄国史有前野良泽的《鲁西亚本纪》、山村才助的《鲁西亚国志》；英国史有吉雄忠次郎的《谙厄利亚人性情志》等等。到幕末时期出现了整体西洋史的著述，如山村才助的《西洋杂记》、佐藤信渊的《西洋列国史略》等等。[98]不过，江户时代的西洋史知识基本上是被作为一种了解西洋的信息，没能引起在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等研究上的进步，在日本真正的西洋史研究还要等到明治时代。不过，这些史学书籍使日本史学跨出了东洋史的局限，把眼光扩大到世界历史，扩展了日本人史学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