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是传宗接代、延续生命的功能单位，离开血缘关系，家就不再存在，所以，在中国人的家族生活中，生殖繁衍，即被称作血统的悠久而无形的生命范围的延长与扩大，是家庭最基本的价值，生育行为也因此被伦理化、道德化。人们视生育后代为一个人对祖先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男人没有尽到这种义务与责任，便自觉有愧于祖宗，无地自容。女人在家中的地位也因其生育能力而定，未生子是丈夫抛弃妻子的合法理由。因此，中国人在生育观上，有两个偏好。一是偏好男性。民间有“无子不成家”“有子万事足”的说法，认为只有男子才能顶立门户，延续血脉。生了男孩欢天喜地，生了女孩愁眉苦脸。一个男人，如果没有男性后代，即使他的同辈兄弟已经有了男孩子，对于家族来说，祖先血脉已有人继承，但是他还是终日寝食不安。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血脉无人继承，所以最终会从同宗兄弟那儿过继一个养子来。由此不仅说明中国人对于传宗接代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血脉、香火是否能够延续，考虑的是个人而不是家族，而且反映出“房”在中国的家中的地位。第二个偏好是多子，因为构成家的血缘绳股的粗细（即男子的多少或曰“房”的多少）被视为家业兴旺与否的标志，所以人们梦寐以求的便是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中国人崇尚“多子多福”，认为只有人丁兴旺，家业才能兴旺，人们企盼拥有数代同堂、儿孙绕膝的大家庭，而一切足以造成大家庭的办法，诸如早婚、多妻、纳妾等在人们心中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建立在家庭之上的宗族，也因人多而势众。

如前所述，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家实际上是超血缘的存在，由配偶关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人的群体仅仅是家的具体体现而已，而纵式的、连续存在的家要比生活在家中的具体成员更为重要。尽管中国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教同样为日本人接受，但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家的利益和实际需要，而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单纯强调“人丁兴旺”“多子多福”。在人们的观念是，一个人不需要一大堆子女以求得经济保障和传宗接代。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不但不是宝贵财富，反而是个累赘。所以，就生育顺序与子女数量说来说，“一姬两太郎”（意为一个女孩两个男孩）曾经是日本人最理想的生育模式。在农村一些地方，曾经长期流行着“一是卖，二是留，三是防止夭后愁”这样的顺口溜。意思是说，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是卖给人家的，在出嫁前还可以帮助家里做家务，所以，第一胎最好生女孩；从家的继承考虑，第二胎最好生男孩，但是，仅生一个男孩又怕不保险，为防止长子夭折，则还要生一个男孩。孩子再多，不仅于家业无益，还将带来生活上的沉重负担。因此，在人们还不懂得节制生育的封建社会乃至近代初期，强制流产（比如电视连续剧《阿信》中就有阿信怀孕的母亲在隆冬季节泡在冰冷的河水中，以期堕胎的情节）或溺婴等现象便时有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出现之前，日本人就对人口加以控制了。[6]早在室町幕府时期，一些耶稣会士就曾指出这样一种现象：人们“不可思议地虐待子女，说孩子多没有必要，维持家族有一人或两人足矣，故把孩子于幼小时杀之”[7]。到江户时代，堕胎、溺婴、弃婴几乎是全国的普遍现象。普通百姓不论生几胎，而最终成人者只有二三人，导致人口下降。比如，会津藩若松町在1697年（元禄十年）有人口20700多人，到1746年（延享三年）下降至16700人。虽每年出生人口约300人，但堕胎、杀婴数却是这个数字的一倍。[8]这种人为的人口限制是江户时代中后期人口停滞的主要原因。杀害婴孩是违反人类本性的行为，“但事实却告诉我们，只要杀害婴孩在经济上是有益的，人们就会非常情愿地去干这件事”[9]。当时，堕胎、溺婴与弃婴行为不仅在农民百姓中普遍存在，即使武士家庭和较为富裕的町人家庭中也有这种情况。这就说明，百姓生活贫困只是“经济上的原因”之一，而家的利益的需要则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历史上虽不乏因生活贫困而卖儿鬻女的现象，却不曾有日本历史上那种全国普遍性的堕胎、溺婴、弃婴现象。如果日本人的家庭有兄弟三人，老大、老二都有男孩，而唯有老三无子，他决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老大、老二都有男孩，已经有人延续家庭血脉，至于他个人，有后无后都无关紧要。实际上，直到战前，日本人家庭中长子以外男性成员有许多人终身不娶。中日两国的这种不同，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家族观念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