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一个民族的性格即所谓国民性，是这个国家或民族普遍的，甚至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是在其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考察日本历史可以发现，贵族与武士在不同历史时期主宰历史，这一特点对日本国民性的形成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日本古代国家早期，当今皇室的祖先倭王家本是列岛内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随着其势力的增强而成为霸主，建立了大和政权。但是大王政权一直面临着诸豪族的挑战。发生于645年的“乙巳之乱”及此后的一系列改革，使皇权在短时间内得到巩固。然而，在律令官僚体制下，新的贵族阶层迅速成长为制度化的特权阶层。律令时代的贵族特指服务于天皇与朝廷的官僚中的五位以上者，他们住在京畿，也称“公家”。“荫位制”的实施及官职家业化铺平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道路。平安时代前期，律令国家的政权核心已经缩小到源、平、藤、橘等几大家族，只有三位以上官僚才能但任公卿成为定制，且担当公卿的家族也趋于固定。至9世纪晚期，朝政基本上被置身贵族社会顶点的皇室外戚藤原氏垄断。

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导致天皇与外戚发生冲突。平安时代末期，欠缺武力支撑的这两大势力在政争中两败俱伤，武士发展了势力，最终在镰仓建立了与律令制官僚政府截然不同的武家政权，让自大化改新以来建立的天皇制中央集权体制形同虚设，武士成为此后近七百年日本政治舞台的主角。尽管武士从镰仓幕府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长期居住在农村，处于半农半兵状态，与农民并没有严格区分。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实行“兵农分离”政策，是武家社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真正意义的脱离生产的武士阶级得以形成。德川幕府建立后对居于城下町的武士实行俸禄制度，彻底割断了武士与土地的联系，使之成为职业化的军人。在德川时代近270年里，仅占人口7%的武士成为位居农工商之上的“三民之长”，实行严格的身份制统制。

明治维新后，以改革派公卿及中下级武士为核心建立的新政权根本不可能对旧的身份制度实施彻底的革命，而是根据政局的需要对旧有身份关系进行了重组，在对大多数武士实行剥夺的同时，对公卿贵族恢复昔日的名誉，保留了武家社会上层——藩主大名的权利与地位。根据1869年建立的华族制度及1884年颁布的“华族令”，昔日形同水火的公卿与大名这两大势力终于集中到东京，成为“同族”——“天皇的华族”，并依据家格分别授予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等爵位。近代华族是在前近代家格门第基础上，注入近代实力主义而形成的新贵族。战后，根据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对华族以及其他贵族制度，一概不予承认”，自此，承载着千余年历史的旧贵族与78年近代史的新贵族才彻底退出日本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