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谈的日本社会秩序稳定，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社会秩序稳定不等于社会没有矛盾，事实上，即使在号称“300年太平”的江户时代，也曾有大小约3000件的百姓“一揆”发生。[16]一个社会处于有序状态，不仅表现为一定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各种社会规范得以正常施行和维护，还表现为把无序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进行约束，即所谓的“社会控制”。然而，不同社会成员因其社会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对社会控制的接受能力或曰个人约束力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在同样的社会规范和控制手段下，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是不尽相同的。

由人和人群组成的社会，社会秩序稳定与否，在经济是否发展，社会分配是否公平，社会管理是否到位等这些“硬件”后面，必定还有无形的“软实力”，这就是国民性在起作用。这种在一个国家的民众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的国民性，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日本历史上存在千百年的制度，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民性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性，我们可以不予认同，但是应该加深了解。

1.老生常谈的“集团主义”

如前所述，在日本历史上长期的共同体社会中，不仅形成了高效的组织形式，也培育了日本人的合作意识与集团主义精神，从而确保了集团秩序的稳定性。经过现代化的冲击，本来源自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与集团主义精神不仅没有褪色，反而进一步在城市与企业中扎根。在企业、职场中有高度组织性，在现实生活上恪守“不给别人添麻烦”“和大家一样”的原则，其背后体现了严格的自律意识。“3·11”特大地震后，中国媒体曾发出这样的评论：“在遭遇这么严重灾难面前，日本这个民族在整个疏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秩序井然和沉着冷静几乎可以平复灾难带来的恐慌，让人内心始终充满了某种安全感。”[17]这种自律同样表现在政治生活中，“你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是你不能给社会添麻烦”，有媒体人认为，这种“社会民主行为的游戏规则”，“注定这一个国家不可能发生暴力革命”。[18]这是对日本社会深入了解后得出的结论。

2.社会需要各安其分的精神

社会秩序的稳定体现在民众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行事。源自中国的士农工商职业划分在日本被制度化为“四民”身份制度，社会没有流动。福泽谕吉批判等级制度带来的结果，从宏观来说“日本人缺少普通人类所具有的朝气而沉溺于停滞不动的深渊中”，从具体来说“日本在德川统治250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19]但是不能不承认，身份等级制度对日本社会秩序的影响极其深刻。在传统社会，在作为庶民的农民、商人中流行的价值观是“手握留有父母手印的锄锹，在踏满父母足迹的园圃中耕耘，是最可贵的农夫；拈父母指痕尚存的算盘，操父母笔迹犹在的簿札，是最幸福的商人”。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家业永续”观念，更让“各安其分”精神得到有效发挥。

在当今日本社会，身份、等级制度早已泯灭了，但身份、等级意识仍然顽强存在。在各个职场，人们按年龄、辈分、地位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接触方式。江户时代商家经营中已经产生的“终身雇佣制”仍然是许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起主导作用的雇佣形态。带有明显等级制度色彩的“终身雇佣制”及与其相应的“年功序列工资制”得以存在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靠人们遵守“各安其份”的原则，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企业减少了竞争与内耗，社会秩序得以保持稳定，整个社会保持着较高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身份秩序产生的“安分守己”精神，对日本人的择业观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脚踏实地地去选择职业，而不是不合实际的追求所谓远大理想。在工作中，勤奋敬业，把“跳槽”降到最低，这是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现实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国际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式经营已走到尽头，认为只有采用美国式或中国式的有个性创造的运作才能使日本走出低谷。笔者认为，从日本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西方化与中国化都难以拯救日本，而在“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传统秩序与传统观念基础上，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才能再现日本的活力。

3.不可忽视的贵族文化与教养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贵族是没落和反动的代名词，人们对于贵族（尤其是日本的贵族）这一概念，也有许多误读：对贵族的理解发生偏差，把贵族等同于拥有财富的“大款”；只知欧洲有贵族，而不知亚洲国家日本贵族的存在远比欧洲贵族久远，其文化贡献也远在欧洲贵族之上。在日本历史上，公家贵族在近700年的幕府统治中濒于衰落，其贡献被武士遮掩掉；由于武家是黩武之人，所以被从贵族队伍中排除出去。诸多误读，归根结底在于在没有贵族传统的社会环境里，无法认知什么是贵族，并且缺乏对日本历史的深入了解。

考察日本历史，至少可以有几点认识：（1）日本历史与贵族制度相伴始终，从古代豪族，到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再到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不同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即使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的社会变革，仍有近代新贵族——“华族”作为“皇室的藩屏”而高高在上地存在。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其社会秩序的特点，即上层社会的动**对下层社会影响有限，不至于造成大规模的无法控制的全民暴动，这也是本文所说日本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根源之所在。（2）贵族的根本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公家贵族不少人在幕府时代生活贫困，寒酸不堪，甚至不如下级武士，更不如自给自足的农民。在近代华族中，有经济实力的只是一部分旧大名华族。曾担任昭和天皇东宫侍从的伯爵甘露寺庆长曾回忆说他“俸禄很低，只相当于大名的足轻而已，简直难以想象，所以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20]。（3）贵族的精神是可以培养的，这一点可以从武士的贵族化中得到验证。武士在掌权之初大多粗俗野蛮，在成为统治阶级后，开始注重文化教育及个人修养，尤其在江户时代，许多武士潜心研究学问，成为儒学、国学、兰学、西学的学问家。

当然，谈日本贵族的文化教养，并不是对贵族加以歌颂，只是认为人们对贵族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基于血统、门第和强权的因素，决定了贵族在一定历史阶段居统治地位，也在文化教养上处于优势。对于贵族，人们应该批判的是他们制造的社会不公与罪恶，而应肯定其文化上的贡献。贵族的文化教养本来是由贵族创造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社会共同的财富。经过战后民主改革，贵族已不复存在，但贵族崇尚知识与教养，注重礼仪与名誉，严于自律等精神已经被继承下来，成为日本国民性中的一部分。历史给人们的启发是，积聚财富可以在短时间完成，而贵族精神与气质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

一个国家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不仅是物质的问题和经济的问题，还是人文的问题。深入了解日本历史及日本的国民性，才能了解为何日本在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属于做得好的国家之一。还是那句话，对日本的国民性，我们可以不予认同，但起码不能忽视。

注释

[1]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0页。

[2]“村八分”：日本的村落中对破坏秩序者进行的制裁。即在村落生活的冠、婚、葬、祭、盖房、火灾、疾病、水灾、旅行、生育等十件重要事情中，除了协助埋葬及灭火（置之不理的话会造成对他人的困扰），剩下的八件事情则完全不与破坏秩序者进行交流及协助。

[3]大石慎三郎等：《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筑摩書房，1986年，199頁。

[4]《养老老令·户令》规定：“凡户皆五家为保，一人为长，以相检察，勿造非伪，如有远客来过止宿及保内之人所行诣，并语同保知，凡户逃走者，令五保追访。”

[5]中根千枝著、陈真译：《日本社会》，第31页。

[6]《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

[7]《日本書紀》天武天皇纪13年条。

[8]赖肖尔著、孟胜德等译：《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68页。

[9]中村吉治：《体系日本史叢書 社会史Ⅱ》，山川出版社，1981年，第2頁。

[10]桥本政宣：《近世公家社会の的研究》，吉川弘文館，2002年，第41頁。

[11]西川如见：《町人囊》，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88頁。

[12]福沢諭吉：《国会的前途》、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6卷，岩波書店，1959年，第45頁。

[13]福沢諭吉：《旧藩情》、富田正文等編：《第12卷，第42頁。

[14]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1、34页。

[15]大石慎三郎等：《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4頁。

[16]大石慎三郎等：《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79頁。

[17]宗禾：《镇定守序凸显日本国民韧性，万人走回家如巨大无声电影》，2011年3月14日《广州日报》。

[18]徐静波：《品位日本·日本人如何组织示威游行？》，http://blog.sina.com.cn/xujingboblog。

[19]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156-157页。

[20]金沢誠等：《華族——明治百年の側面史》，講談社，1968年，第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