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团主义的日本社会内，靠什么维持社会秩序？日本的答案是，除了法律法规制度规范这些硬件，等级秩序是不可缺少的软件。日本是个等级观念极强的国家，这一点与其民主政体及经济大国的地位形成强烈的反差。在现代日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序列，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等级秩序位置上。判别人的社会地位，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尺度不是以能力，而是以公认的等级秩序。日本的人事制度采取的就是资历制，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政治活动中，更多地体现出“任资唯贤”，而不是“任人唯贤”。在政界，代代从政就是一种资历。在议会选举中，政治家的后代大都能稳操胜券。于是，在日本国会内，就有了“二世议员”“三世议员”。在其他集团中，资历中的重要的内容是一个人在集团中服务的年限。一般说来，在集团内工作时间的长短与他的地位高低成正比，日本企业内部的年功序列工资制就是一个典型。在人际关系中，从家庭中的父子、夫妻、长幼，到企业、单位中的上下级，等级秩序时时都在制约着日本人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必须熟练掌握语言艺术——在社交场合要恰如其分地使用敬语和谦语，一个人如果不能对谈话对象高于自己的人使用相应的敬语、敬体，就会被视为缺乏教养。日本人还要通过肢体动作表达对彼此地位高下的认同，从鞠躬到跪拜都很有讲究，甚至要经过专门的训练。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哪种场合行哪种礼，是每个日本人的人生必修课，这些都表现出对等级秩序的认同感。日本的等级秩序如同日本人的自我评价，“脱离了等级观念，日本社会生活便会无章可循，因为等级就是日本社会生活的规范”[6]。

日本的等级秩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日本古代社会，不仅存在贵族阶层，而且有着严格的身份制度，这是日本与中国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早在大和时代，日本就实行等级分明的贵族政治，由大王（天皇）分别给贵族颁赐“臣”“连”“造”“君”“直”“史”等数十种“姓”，这些“姓”是根据各个氏的出身世系、与朝廷关系的亲疏而决定的，用以区分贵族地位的尊卑、等级的高低。在这种制度下，血统、出身、世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根本。人们注意到，日本在大化改新后吸收中国文化的时候，并没有真正接受中国的科举制度。这并不是一个疏忽或偶然现象，而是因为科举制与贵族世系决定一切的传统相距太远，能力主义与血统主义相背离。因此，在模仿隋唐制度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仍然是只有贵族才能跻身公卿之列，即使是在武将秉政时代的幕府更替之中，同样是只有显贵才能染指将军之位。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这种世袭传统逐渐渗透到全社会所有人的生活当中。自武家社会形成起，武士阶级就成为统治阶级。然而，中世的武士处于半农半兵的状态，一些上层农民也有可能上升为武士。武士对土地的拥有常常影响对主君尽忠的程度，因此，丰臣秀吉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实行兵农分离、农商分离。德川幕府继承了这一政策，在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实行了严格的身份制。在中国用以区分职业的士农工商“四民”制度在日本被从政治制度上加以固定化，“四民有业”变成了“人有四等”，它不仅是职业划分，更重要的是身份的区别。尽管这种身份与他们的财产多少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四民”实际属于两大阶级，武士是统治阶级，农工商为庶民，是被统治阶级，在四民之外还有地位更为低下的贱民。武士握有对平民的生杀大权，幕府法律规定，如果平民对武士“不礼貌”，武士就可以将其杀死而不负责任。各种身份世袭传承，永远不可僭越，力图靠才能和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是不可能的。

明治维新之后，新政权对身份关系进行了重组，由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序列构成的新的“四民”取代了旧有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并标榜“四民平等”，为许多没有家系背景的人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或办实业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不过，在重家系门第的传统观念面前，要使这种可能完全变为现实是相当困难的，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明治维新后官吏的登用，表面上是依据学问才识，不分出身贵贱，实际上明治初年的官吏多是过去的封建家臣。通过华族制度的制定，旧贵族、藩主阶层又获得了新的特权与荣誉，而且不断有维新功臣、高级官僚、大资本家、军人等成为华族新成员，按其功勋可得到爵位，并可世袭，从而赋予门第、出身以新的内涵。因此，家系和门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拥有不凡的家系照样是高人一等的资本，从过去的世袭制度到靠受教育来决定等级地位的过渡经历了很长时间。日本人真正实现不靠继承、家族背景，而是靠个人的努力和接受正规教育获得在社会上完全平等的地位，还是在战后的事情。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等级秩序，但中国人或者西方人很难赋予这种秩序以合理性，日本的特点则在于人们对等级秩序的认同。在日本人看来，只要自觉地遵守和维护等级秩序，日本社会的稳定就有了保证。西方学者评价日本人“各安其分”，对秩序和等级制充满信赖。而这种“各安其分”的表现就是“安分守己”，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认真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这就是日本社会所提倡的“分限”意识。“分限”意识的形成，首先来源于日本人的家庭。在传统家族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尊卑差序，家业继承人的地位比其他兄弟姐妹高，本家比分家地位高，每个人都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家中的位置，并严格按此行事，从而养成服从的习惯。“分限”意识无疑也是身份制社会的产物。“士农工商”的始作俑者——战国时代齐国宰相管仲提出“四民分业”的目的之一是让从事各业之人“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两千年后，这一思想被江户时代日本人利用，并加以改造和发挥，“四民有业”变成了“人有四等”，既是统治秩序，又是职业体系。武士阶级垄断了权利，不事生产，权力和财富的关系被削弱；农工商各阶层被剥夺了步入仕途、参与政治的权利，只得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专事生产，使江户时代农业发展，商业繁荣，豪农、豪商脱颖而出。伴随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多元文化价值观及用于自律的“武士道”“町人道”等道德观念随之产生。由于士农工商各有自己专属的活动空间，“各安其分”的思想也就有了存在的基础，所以，明治维新后，很多日本人并不否定身份制本身，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以前的地位，上升至更高的地位而已。[7]由于人们普遍习惯于按照自己所属身份序列行事，在各自的职业中勤奋工作，社会秩序得以保持稳定，整个社会保持着较高的工作效率，日本的近代化与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离不开这种各安其分的精神。

注释

[1]暖帘：商家店铺入口处悬挂的半截布帘，印有商家的商号，本用于遮光、防尘，后来逐渐被商人作为家业的象征。

[2]笠谷和比古：《士の思想》，日本経済新聞社，1993年，第53-57頁。

[3]加藤周一等：《日本文化のかくれた形》，岩波書店，1984年，第32頁。

[4]王文元：《樱花与祭——日本经济奇迹之根源》，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5]川島武宜：《日本社会の家族的構成》，岩波書店，1957年，第18-22頁。

[6]中根千枝著、陈真译：《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页。

[7]矢木明夫：《身分の社会史》，評論社，1969年，第2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