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在日本常称作家宪、家掟、家慎、家禁，它是家长为家族成员、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规定的有关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训诫和教条，是家族成员必须遵守的准则。早在遣唐使时代，日本人就学习中国人以家训治家的传统，开始制定家训，但最早只在皇室、贵族中有少量家训。进入幕府时代，掌握了政权的武士也开始制定家训，但数量增多，内容走向成熟还是在室町、战国时代以后。家训在中国是齐家之训、家内之训，其训诫对象始终是家族血缘亲属。而由于日本武家的“家”具有明显的超血缘特点，它是幕府统治的社会基本单位，在群雄割据的战国乱世，一个大名的家就是一个小国。武家的构成既包括血缘关系成员，也包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家臣、领民，故武家的家训远远超出治家的功能，更多涉及治国，且齐家与治国是相通的。透过家训，可以了解武家的治家原则，更可以了解他们的治国理念。

尽管武士是幕府时代的统治阶级，但是从他们留下的家训中，丝毫看不出骄奢**逸，而大多强调厉行节俭，反对铺张。以下仅录几例：

刀具衣装，莫思攀比，看得过即可（《早云寺殿二十一条》）[1]

家中之士，莫忘武备，要依财力置办。武具马具大刀，以得用为准，莫要华丽，朴素为好。日常衣服及调度，莫越财力。诸事要量财力，莫入不敷出。尤俭约之旨趣，乃为仁义而俭约，首先日常用度，武器装备，莫使不足，所以诸事要俭约，衣服调度之类，朴素为要，莫好奢华。（小浜藩主酒井忠进《酒井赞岐守忠进家训》）凡事谨慎小心，莫说金银米钱，即便是井中汩汩之水，亦不可无益浪费。（细川重贤《肥后侯训诫书》）

衣服为掩体之物，粗陋亦可蔽身。应据财力、位次着相应服装。着不合身份之华服者，是为奢。食乃续命之物，粗茶淡饭，只要免饥存命则可。嗜好美食，耗费金银以饱口腹之欲者，是为奢。房屋乃遮风雨之物。狭窄鄙陋，能挡风雨则可。应视财力，建相应之屋。建不合财力之华屋者，是为奢。（伊势贞丈《贞丈家训》）

平日节俭，一针一线亦收之仓廪，然遇战事有需，则碾金碎玉，毫不可惜。（朝仓宗滴《朝仓宗滴话记》）

在武家家训中不仅可以看到这样原则性的说教，更有如何节俭的现实而具体的规定。有关衣着方面的限制，如战国时代越前大名朝仓氏的家训《朝仓敏景十七条》规定：“朝仓家族，年初出仕，须穿有朝仓家纹之布衣。”战国时代和江户初期的大名加藤清正作《加藤清正掟书》，要求家人臣下“衣着限于棉布。耗费金钱于衣饰，荒谬无益”。当时很有些讲究的人都穿绢布做的衣服，虽光鲜华丽，但价格昂贵，且不耐穿，所以从节俭耐用的角度考虑，便有了上述规定。有关日常饮食的规定，如熊本藩藩主细川重贤在家训中规定了每日饭菜的标准：“朝夕食素，一汤一菜，午间可吃鱼，亦不过一汤二菜。”“朔望佳节，与常日无异。年初仪式，当依家法从俭。不可稍有疏忽。”熊本藩，领俸禄54万石，在江户时代算得上屈指可数的大藩了，而藩主之家饮食堪称简单。酒井藩藩主酒井忠进不仅在家训中告诫家人“好华美，耽美味，**歌奇丽之族，乃小人之业，非丈夫居心”，还要求“衣服饮食宅居，各依其分”，虽然没有对于一日三餐的具体规定，但是规定了待客标准：“会朋友，一汤二菜，酒三巡，酒肴三种。客人来，一汤三菜，婚礼之祝仪二汤五菜。若有缘故要逾度，当报之目付。”一个藩主家庭，连婚礼之类的祝仪不过两汤五菜，宾客到访，也只是以简单的一汤两菜、三菜招待而已，那么平时自家人至多也就是一汤一菜了。在有客人来访或婚仪等场合，如果因故要多加一个菜，要先报目付（武家负责监察的官职）审批才行，可见这种规定之严。还有的家训规定：“酒虽融洽合欢之物，然豪饮放诞，乃古今亡家灭身之根底，故严禁酗酒。”（陆奥磐城平藩藩主内藤义泰《内藤义泰家训》）至于其他娱乐性的消费，更是要严格掌握。如战国大名朝仓家规定：“莫邀京都四座之猿乐师来本国演出。不如以其价于本国猿乐师中择才俊教习之，可长远为乐。”朝仓氏地处越前（今福井县），若延请京都的名师来表演，肯定要花重金，不如在当地培养自己的乐师，这才是一种长久之计。

厉行节俭，讲的是戒除奢华和无益之费，但不能矫枉过正，变得吝啬。“过于吝啬，有损身份，亦与过骄奢同。”（《酒井隼人家训》）经历过战国乱世的福冈藩初代藩主黑田长政既强调“万事皆求华美，不以俭约为要，则必积年靡费，后用不济，丧国败家”，因而要“专务俭约，戒无益之费”。如何掌握节俭的“度”也很重要，“倘过俭至吝啬，则诸人疏远，万事无序，善行难成，功业不立，也是亡国之兆”，所以，既不可不俭，又不可过于吝啬，要在“宽紧适度，取其得当”（《贞丈家训》）。战国大名朝仓敏景很注重资金的合理运用，他规定“名家所铸宝刀短剑不宜用。持一把价值万疋之宝刀，不敌百支百疋长枪。莫若以万疋之价购百支百疋之枪，令百人持之，可守一方”。宝刀虽好，只能为一人所用，而购一把宝刀之费，可装备百名士兵，轻重缓急，道理自明。另一方面，“过于求便宜，则物品质次，本可使用二、三年者，一年之内便数次更易，反而花了大钱”（尾张藩主德川宗春《尾张亚相宗春卿家训》）[2]，即不能贪便宜而忽视了购物质量。这样的认识在今天来看也是有教益的。

武家为什么如此注意节俭？由于时代所限，他们当时还不可能从国家资源贫乏这个角度来认识节约的重要性，但是读武家家训，一个重要的感受是武家都将节俭作为立国之根本。当然，这个“国”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指的是战国大名的领国及江户时代的藩。战国时代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各大名的治国之要是发展经济，积累财富，以在激烈的争霸战争中站稳脚跟并扩大势力，而奢侈浪费将误国误民。如战国大名北条氏纲在家训中阐述节俭的理由：“如有人本是五百贯的财力，却效千贯的行事，大半是使了手段之故。”“好华丽者，无暴敛下民，便无所出”，他们“或向百姓强行征役，或经营买卖以图生利，或烦扰町人，或博弈取胜，总之必有出处”，其结果，将“国中悉贫，大将势力渐微”。（《北条氏纲书置》）到了江户时代，武士虽然立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但是他们并不是富裕的阶层，他们脱离了土地，依靠有限的、固定数量的俸禄生活，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日益陷于穷困。幕府与各藩除了通过幕政、藩政改革进行调整外，都要求武士节俭度日，江户时代不到270年，共发布258次“禁止奢侈令”[3]。尤其是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要求更严，在任29年中竟然发布了59次“禁止奢侈令”，禁止美食铺张，穿着华丽，而且自己带头厉行节俭，平时吃饭不超过两菜一汤，且滴酒不沾。幕府殿堂内的窗纸、拉门即使再陈旧，如无破洞也不许更新。将军以身作则，幕府官员自当效仿。据说当时幕府的官吏在值班时都自带便当，只有老中（江户时代直属于将军、统辖政务的最高职官）等在执勤时过了吃饭时间，才可供应饮食，但也是以一汤五小菜为限。[4]至于各藩，更要严格奉行节俭原则。有的藩在家训中甚至规定“百姓之中，有喜好华美，不事耕作，却集金银分赃者，速捕之并斩首”。（《肥后侯训诫书》）显然，一个农民不种田却能过好日子，肯定有非法勾当，故要严惩。福冈藩藩主黑田长政也在家训中规定：“有因好华檐美舍、婚姻靡费、招宴宾客、耽溺游兴、聚敛珍异等事致费资财，日久渐贫者，可斟酌定其罪。”（《黑田长政遗言》）总之，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在节俭方面也是全社会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