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何时传入日本已无可考，但是据成书于8世纪前期的《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时期（公元5世纪初期），百济国王派遣“能读经典”的名为阿直歧的人到日本，皇太子遂拜其为师。后经阿直歧的推荐，更有学问的王仁被邀请到日本，皇太子又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经典。《古事记》还具体说王仁将《论语》和《千字文》带到日本。在6世纪初期，又相继有数名“五经博士”到日本，同时带去一批中国典籍。《孝经》很可能随着这一时期“渡来人”的到来而传入日本。而孝道在日本受到重视并被提倡，还是进入律令制时代以后的事。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已经在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逐渐理解了“移孝为忠”的道理，认识到“治国安民，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1]757年（日本天平宝字元年），孝谦女帝“宣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堪称日本历史上推行孝道之至举，这一诏令是744年（唐天宝三年）唐玄宗令“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2]诏书的翻版。令人惊异的是孝谦天皇的诏书仅比唐玄宗的诏书晚十三年，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学习中国可谓步步紧跟，且有推行孝道的具体做法。

第一，《孝经》被作为学问的根本。“大学”和“国学”这种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将《孝经》作为必读书，“学令”规定：“凡经，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学令”还进一步规定要使用孔安国、郑玄注释的《孝经》。如果“论语、孝经全不通者，皆为不第”[3]，即不通晓《论语》《孝经》者，不能任官。当时，天皇和皇室成员带头学习《孝经》，833年（日本天长十年），皇太子行“御读书始”仪式，讲习《孝经》，其后历代沿袭，成为定制。朝廷的提倡与推广，促进了《孝经》在日本的传播，在891年（日本宽平三年）编成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关《孝经》的书竟达二十多种。983年（宋永观元年），入宋僧人奝然（938—1016）谒见宋太宗时，送上的礼物竟是在中国已经散佚的《郑注孝经》和任希古注《越王孝经》，“皆金缕红罗缥水晶为轴”[4]，足见日本人对《孝经》是悉心珍藏的。

第二，旌表孝行。法律规定“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国郡者，申太政官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赋役令）。还规定国守的任务之一便是彰显管内孝子（户令）。在《续日本纪》等古代史籍中，多有表彰孝行的记载，如714年（日本和铜七年），“孝养父母、友于兄弟，若有人病饥，自赍私粮，巡加看养”的大倭忌寸果安、“立性孝顺，与人无怨，尝被后母谗，不得入父家，绝无怨色，孝养弥笃”的奈良许知麻吕、“事舅姑以孝闻，夫亡之后，积年守志，自提孩稚并妾子总八人，抚养无别”的日比信纱便受到表彰，并被免除课役。[5]

第三，法律惩治不孝。如前所述，设“不孝”罪列于“八虐”，构成“不孝”的主要行为是“告言祖父母、父母，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奸父祖妾”。对犯“不孝”罪者，要予以惩处，轻者处徒刑，重者至绞刑。

由此可见，“以孝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已经开始对日本统治阶级的思想产生影响。但是由于直至平安时代中期，日本社会仍处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父权制家庭尚不成熟，人们头脑中亦无明确的家的观念和严格的父权观念，在普通人的道德观念中，往往是亲子之间的恩爱之情超过子对父母的孝的义务，孝道还没有被日本人普遍接受，也没有成为公认的道德标准。所以，尽管在律令制时代已经有了上述推行孝道的举措，但基本上还处于对《孝经》的学习、理解阶段，且主要是作为“百王之模范”，即作为皇室、贵族与官僚的行为规范而存在的。

进入幕府时代以后，随着父权家长制家族的确立，中国儒家的伦理纲常也日渐深入日本社会。幕府将军也特别重视讲习《孝经》，武家子弟一般在六七岁时，从读《孝经》开始进行启蒙教育。镰仓幕府的法律《贞永式目》制定的宗旨就是吸收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伦理教化的根本，实现“臣对君要忠，子对亲要孝，妻对夫要顺”，孝敬父母始被作为武士的道德准则。从室町时代起，武家社会家族秩序的混乱往往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因家族之争导致政争的事例不绝于史。严峻的现实使统治阶级更加认识到孝道对维护统治的重要。因此，在大规模的动乱之后，一方面在财产继承方面以长子继承制取代诸子分割继承制，以强化家长的统治，一方面加强了对孝道的推广。到德川时代，随着儒学的兴盛，幕府“专以忠孝立基，遂成二百年太平之业”[6]。孝为百行之本这一儒家道德，已经不仅是贵族和武士的行为准则，而且普及于庶民百姓之中。幕府既在《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中强调武士要奉行孝道，“励忠孝，正礼法”“有不孝之辈者，应处罪科”[7]，也要求平民百姓励行孝道。从1683年开始，幕府在全国各地设立“忠孝札”（布告牌），上书“励忠孝，夫妇兄弟诸亲类相互和睦”“若有不忠不孝者处以重罪”之类的内容。同时，幕府、诸藩大力彰显孝行。《孝经》被大量翻刻，仿照中国宣传孝道的《二十四孝》一书而编撰的彰显日本孝子的书籍也频频出版。如浅井了意的《大倭二十四孝》（1615年出版）、藤井懒斋的《本朝孝子传》（1684年出版）等书颇为流行。《孝经》成为藩校、寺子屋等教育机构的必读书。贝原益轩的“儿童自七岁始读孝经，以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贝原笃信家训》）[8]的主张在社会上很受推重，这一时期自编的《孝经》读物已经超过对中国读物的翻刻本，孝道已成为全民道德教育的根本。

德川幕府时期，经过统治阶级及御用文人的提倡和宣传，孝道更得到理论上的升华，这一点也是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的阳明学派学者、有“近江圣人”之称的中江藤树（1608—1648）的伦理道德观，首先是重孝道。他提出孝是“三才至德之要道，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孝是人根，若灭却此心，则其生如无根之草木”。中江藤树提出“全孝说”，即不仅对父母要孝，还要追溯本源，对祖先、天地、太虚尽孝。[9]另一阳明学者熊泽蕃山（1619—1691），继承了中江藤树的伦理道德观，进一步提出“天地万物皆从孝生”的观点，即把孝作为万善之源，百行之本。同时，熊泽蕃山认为儒教的“格法”（指有关身份、礼仪的规定和标准）有“不合日本之水土，不中人情”之处，主张简化儒家尽孝的礼仪，对儒教礼法中有关葬祭、婚娶等方面根据时、所、位（即时势、国情、地位）予以取舍，提出最重要的是以“心法”尽孝。这些观点反映了他尽力使孝道普及化及庶民化的思想倾向。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的学说使孝道染上宗教色彩，并使其发展成一种形而上学。日本自古以来的祖先崇拜传统在儒家思想中找到了理论依据。

明治维新之后，新的统治者在奉行“文明开化”政策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以孝道教化民众这一手段。1868年，明治天皇在由京都到东京的“东幸”中，奖励各地孝子节妇等152人。[10]1877年，遵照昭宪皇后的旨意，根据侍讲福羽美静提供的资料，由宫内省御用挂近藤芳树编撰了《明治节孝录》，并出版发行。书中记载了日本全国二百多个孝子、节妇、忠仆、慈善家的“美言嘉行”，被称作“国民道德的精华”，该书也被奉为“思想善导，德行涵养上最合适的宝典”。[11]后来的《大正德行录》（1925年）、《孝子德行录》（1930年）均是官方为表彰孝子贤孙节妇而编撰的道德教化书。在中小学教育中，不仅将修身科作为重要教学科目，其教科书中充斥着仁义忠孝的内容，而且要求在学校内悬挂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要求学生从小就牢记“持孝行乃人伦之最大义”。1890年，以“孝父母”为首的浸透了儒家道德的十余条规范，作为臣民应遵守的德目被写进日本近代教育的总方针——《教育敕语》当中。从此，孝道被推崇极致，成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和道德教育的基础。“克忠克孝”在此后半个世纪中一直是日本国民的思想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