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曾经有短暂的户籍与人口统计的历史，[1]但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及近七百年中中央政权名存实亡，便不再有全国统一的户籍与人口统计。从11世纪开始，日本进入阙户籍时代，数百年内没有进行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使当时的人口状况处于无从可考的状态。这种现象直到江户时代才有改变。德川幕府为了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和加强对民众的统治，从1671年起要求每年检查民众的宗教信仰，并按村登记“宗门改帐”，“宗门改帐”在当时实际上起到了户籍的作用。1721年，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为解决财政危机进行“享宝改革”，其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各藩上报领内的人口。1726年，再次进行了人口调查。1726年是丙午年，此后每六年，即在子年和午年进行人口调查成为定制，故德川幕府的人口调查被称作“子午改”。从1726年至1846年，共进行了19次全国人口调查，并留下了记录，成为了解江户时代人口状况的宝贵资料。

根据这些资料，可知进入17世纪（江户时代前期），由于全国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众的生活大有改善，出现了人口急速增长。据推算，1600年全国人口在1200万（历史人口学者速水融观点）至1800万（历史地理学者吉田东伍观点）之间，而到120后的1721年，以年平均5‰—10‰速度增加到3100万人[2]，历史人口学家鬼头宏称江户时代前期为“人**炸”时代。但是，人口高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进入18世纪即江户时代中期，人口出现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1756年为3128万人，1786年人口为3010万人，1792年人口为2986.9万人。1846年江户时代最后一次进行人口调查时，人口约3229万人，在一百多年时间里，人口增长极其有限。

江户时代中后期为何出现人口停滞的现象？首先是自然灾害频发带来人口损耗。据梅森三郎编撰的《凶荒志》记载，从庆长年间（1596—1615）到明治以前，发生了水灾、旱灾、冻害等各种灾荒130次，基本上是两年一次。[3]据小鹿岛果编撰的《日本灾异志》记载，1783年，连续发生了浅间山火山爆发、洪水、低温等灾害，关东地区“饿死十万两千余人，疫死三万余人，迁往他处二万余人，全家死绝致空宅者三万五千余家”[4]。其次是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同时，又有疫病发生，造成人口减少。在既缺乏医疗设施，又没有科学的健康、卫生观念的情况下，一旦有疫情发生，立即在一个地区甚至在全国蔓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描述了江户时代疫病流行情况。如1822年、1858年、1862年，日本爆发三次大规模霍乱，有记载说，1858年第二次霍乱大流行时，仅江户一地从当年7月27日到9月23日的50多天中，有28万人到各寺院办理丧葬（此数字难免有夸张成分，且也包含其他原因的死亡），也有“死亡者120578人”“八、九两月间死亡31229人”的记载，“因霍乱全家皆亡，绝嗣、死产者数不胜数”。[5]此外，江户时代还多次发生麻疹、天花、鼠疫、流感、伤寒等传染病，对人口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损害。造成人口减少的第三个原因，是在贫困及生活压力下，百姓为生活所迫，人为地进行人口限制。方法为在怀孕后堕胎，或在孩子出生后将其弃于屋外，致其死亡或出生后立即溺死，这种被称作“间引”[6]的行为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江户后期经济学者佐藤信渊曾在《镕造化育论》中写道：“百姓困穷，十室之邑年年堕胎阴杀赤子者，不下二三人，或一国及七八万者往往有之。况于四海之大，可胜算乎？然皆惯习，绝无有咒其国君之不仁者。”[7]贫困是造成堕胎、溺婴、弃婴的主要原因，但当一种做法成为习俗，恐怕还有经济之外的原因。通过一些资料记载可以得知，江户时代堕胎、溺婴与弃婴行为不仅在农民百姓中普遍存在，即使在生活较有保障的武士家庭和较为富裕的町人家庭中也有这种情况。“富家也不过三四子，有生五人以上者，则为世之稀罕，合璧四邻皆怪而谤之。”[8]据日本法制史专家服藤弘司对《诸士系谱》的考证发现，在近世前期的武士家系图中，在嫡子以外还有次子、三子的记载并不少见，但在近世中期以后，除了继承家督的嫡子以外，已经很难看到次子、三子的名字了。根本原因是武家社会也限制生育，即只要有了一个儿子，就不再生育。[9]这就说明，生活贫困只是“经济上的原因”之一，而“家”的利益的需要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