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历史不幸被这位中国人言中，用“辫子佬”来羞辱清朝人这样的“小事”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从大城市及中国人集居的横滨、长崎等地向全国范围蔓延。如果说起初“辫子佬”在侮辱人方面多少还有些隐晦，即“猪”的含义还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日本与清政府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所谓“琉球交涉”，直到1878年吞并琉球前后，日本舆论界开始把中国作为“强敌”，并把清朝人直接同猪联系起来，就是**裸的辱骂了。漫画杂志《团团珍闻》1878年1月第45号上刊载了漫画“互相争夺琉球的日本和猪”，画面上的日本人是手持钞票的绅士，大清国则是一头肥硕的猪，这是通过图像把中国人丑化成猪的开始。[31]该杂志1879年2月22日第91号上的漫画《对日本置琉球县不满的猪》，把琉球画成一大块山芋，把大清国画成一头打算吃山芋的猪。此后，在书报杂志上，以猪来指代中国人的讽刺漫画一发不可收拾，通过绘画、漫画，在原来“辫子佬”的含义里增加了猪的形象，对中国人的侮辱从语言向视觉化、符号化、图像化发展。在利用漫画侮辱中国人的同时，直接采用汉字表述的“豚尾”“豚尾奴”之类的侮辱语言也大量充斥报端。例如，1879年8月18日的《东京曙新闻》围绕“琉球处分”发表社论《外战之预备》，其中写道：

支那人虽甚缓慢怠惰，兵事乃其短所，然其国之广，其兵马之多，苟万中拔两千，千中抡二百，百中又选十择一，则劲兵精卒得十万廿万岂难，况如左宗棠积年驰驱胡边，梳碛风，沐冰霰，有百战经验，无论如何对豚尾奴不可一概侮辱之。[32]

这篇社论意在告诫日本人在吞并琉球后不可轻视中国人的实力，直接使用了“豚尾奴”这一词汇。也就是从此时开始，“チャンチャン坊主（辫子佬）”与“豚尾奴”成为彻底的同义语，报刊书籍上也往往在汉字“豚尾”或“豚尾奴”旁边注音“チャンチャン”，以帮助人们识读。虽然“豚尾”或“豚尾奴”与“チャンチャン坊主”意义相同，但仔细分析，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即“豚尾奴”多用于报纸杂志的书面语言，而“チャンチャン坊主”则主要用于口头表达。有学者分析日本人骂中国人为猪有三个因素：首先来自清人脑后的辫子；其次是猪虽体大笨重，实际上却很弱；最后是猪等于“不洁”。[33]不论哪一点都充满了鄙视与恶意，其中最主要的是拿清人的辫子大做文章。

当今日本发达的动漫产业起步于明治时代的漫画。漫画具有夸张、滑稽、诙谐的表现手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受众老少咸宜，读者喜闻乐见，其宣传效果远在单纯抽象的文字之上。“豚尾汉”“豚尾奴”之类侮辱性语言在日本达到大众化普及，自然少不了漫画业的推波助澜，其中1877年创刊的漫画杂志《团团珍闻》可谓“居功至伟”。当时这部杂志极受欢迎，以1879年3月的发行量为例，与《东京日日新闻》2.5万部、《朝野新闻》1.5万部、《读卖新闻》2.7万部相比，作为杂志的《团团珍闻》高达1.5万部。[34]该杂志创刊后发表了大量把中国人描绘成猪的漫画，尤其是在从甲午战争爆发到《马关条约》签订的九个月里，讽刺“豚尾汉”“辫发豚”“豚兵”的漫画达到泛滥的程度，大多数漫画都拿清人的辫子做文章，以猪和猪尾巴形象表现中国人，极尽羞辱与丑化，该杂志因此被称作“把中国人表象化为猪的本家家元”[35]。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团团珍闻》的创办者正是亲身体验“西洋人奇称本邦男子之结发为豚尾”，并将其写进《西洋闻见录》的野村文夫。想当年，他也有被人骂做“豚尾”的屈辱体验，仅仅不到20多年时间，此公就好了疮疤忘了疼，专门在自己创办的漫画杂志上向当年同病相怜的邻居恶语相向了！

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夕，尽管上述对华蔑视的情绪不断增强，但是总体上来说主要表现在政界和传媒界及华人比较多的地区，尚未渗透到广大普通民众当中。在群马县沼田出生并度过少年时代的文学家生方敏郎回忆说：“直到战争开始之日，我们也不认为支那人是坏的国民，我们心中对支那没有丝毫憎恶。”“学校里每天教的都是支那文字，当时日本文明的九分九厘，若追寻其由来，皆来自中国”，“当时的日本人没有人自负地说要超过支那人，只要不太落后就可以了”。[36]社会活动家、评论家荒畑寒村自幼生长在华人集居的横滨，他在自传中写道，在甲午战争之前，很会做生意的华人很受欢迎，“在横滨卖和服的支那人，比从富山来的日本药商还有人缘并受到优待”，“大家对他们毫无恶感”。[37]

然而，随着日本人对亚洲近邻侵略野心的步步膨胀，以及日益浓厚的“脱亚入欧”氛围的影响，日本终于在1894年甲午战争这场空前规模的军事对决中打败中国，中国的形象在普通民众中也突然发生了逆转。大批前方记者对日军如何英勇及清军如何不堪一击进行连篇累牍地报道，使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骤然上升，原有的对中国的仰慕及对自身文化的谦卑一扫而光。福泽谕吉这位曾极力高扬“文明论”的旗手，此时大力支持实践“脱亚论”的战争，不仅带头捐款1万日元充作军费，还在其发表的文章里号召要“杀光”“歼灭”“诛戮”清士兵和台湾居民，并多次使用“豚尾奴”“豚尾小儿”“豚犬”等语言辱骂中国人，[38]彻底撕下了“文明”的伪装。在福泽谕吉这样的“精英”及媒体的宣传影响下，普通民众迅速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态度。根据生方敏郎的回忆，甲午战争爆发后，所有的绘画、歌曲都表现了对中国人的憎恶与敌视，学校里教的歌曲是“征讨吧！惩罚吧！清国是皇国的敌人，是东洋和平的敌人，讨伐它，让它回归正路吧！”节日里玩的打靶游戏以清兵为靶子，剧场里的演出全都换成与战争有关的内容，不外乎少数日本兵与多于自己的清兵作战，清兵必败并哭哭啼啼求饶。处于甲午战争期间的1894年末，商店在商品大甩卖时赠送做成中国人头的玩具，玩偶店专门制作中国人辫发头型的玩偶贩卖，人们拎着玩偶脑袋上的“豚尾”在大街上行走。[39]当时的媒体除《团团珍闻》《风俗画报》等杂志刊载了大量辱骂中国人的漫画外，还有民间的讽刺漫画家如小林清亲与滑稽小说作家骨皮道人合作创作了系列锦绘漫画《日本万岁百撰百笑》等作品，这些漫画用夸张的手法，拿清人的辫子和猪的形象侮辱中国人。在流行歌谣、歌曲方面，《チャンチャン征伐当世流行节》《チャンチャン征伐流行歌》《チャンチャン征伐音曲集》等流行歌谣、歌曲集等也大量发行推广。在媒体、舆论的鼓噪宣传下，利用辫子辱华在甲午战争期间达到全民化程度，如在《少年世界》上曾刊登署名“三郎”的七岁儿童写的诗《凯旋（真高兴）》：

爸爸是骑兵少佐/爸爸上了战场/爸爸今天要凯旋/真高兴/真高兴……快快见到金鵄勋章/军刀染上血迹了吧/辫子佬的脑袋在哪里/辫子佬的脑袋在哪里。[40]

一个黄口小儿，怎么会对中国人有如此仇恨，叫嚷着要看“辫子佬”的人头？只能说明当时日本社会内蔑视与仇视中国人氛围之强，程度之深、之广。曾经见过这样的图片：两个中国人被日本小孩子侮辱，旁边虽有警察，却视若无睹。清政府于1896年向日本派出的首批十三名留学生到日本后，常常受到“豚尾”之嘲弄，连负责留学生事务的文部省官员都为留学生受到的困扰感到担忧：

当学生在市井澡堂沐浴时，往往须将辫发卷于半边秃头上，不得不与木匠泥水匠之徒混浴；又当彼等于寓所附近散步时，往往遭受日本妇孺之辈“豚尾”之嬉笑怒骂，此种“是可忍、孰不可忍”情绪，长此下去会在不知不觉中，伤害其品性，鲜有不流为寡廉鲜耻之徒。[41]

最终其中四人受不了这番侮辱，中途退学归国。这些事例说明，利用辫子辱华已达国民化水平，蔑视中国的对华观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超出政界、军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在民众中普及、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