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日本商人势力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某种意义上说是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的副产物。

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后，总结了数百年来武家社会秩序混乱、主从关系松弛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建立了以幕藩体制为中心的严格的统治体制。在中世社会曾经由武士、天皇、公家、寺社等分别所有的统治权力变成“由武士以排他的形式承担”[1]。但在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家社会内部，德川幕府虽然在军事、经济上无人能敌，却无法彻底清除各地大名的割据势力。基于这一现实，德川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幕府将军关系的亲疏，把近270个藩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种类型，等级严明，不得僭越。这种由幕府支配全国大名，大名坐镇地方的“幕藩体制”，表面上是由大名的“藩”作为幕藩的屏障，但实际上是削弱地方而强大中央的手段。在德川幕府前期，幕府几乎所有施政方针都集中在削弱地方大名的势力上。如1615年，“大阪夏阵”结束，消灭丰臣秀赖后不久，幕府针对全国各地大名城堡林立的情况，发布“一国一城令”，从此，对大多数藩来说仅保留了唯一的城堡，武士们集中居住在当时以藩都为中心形成的城下町中。为了满足武士们在城下町的各种消费需求，大批工商业者前来掘金，商人阶层迅速壮大。对商人势力的发展最有效的促进就是“参觐交代”制度。这一制度始于1615年，贯穿于整个江户时代，大名们不得不往返于江户和领地之间，并在江户和本藩维持两套机构，路上花费以及在江户生活的开销巨大。对于商人而言，参觐交代之路就是商路，以江户为中心的道路网得以形成，以五街道[2]最为有名，沿途驿站后来都发展成为重要商业城市。由于参觐交代的实施，各地人员涌进江户，使江户的人口大幅增加，1724年，人口已经达到100万，远远超过伦敦、巴黎等欧洲的大城市。[3]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对商人的依赖可想而知。为了满足参觐交代期间在江户的消费需要，各藩不得不将大量生活物资运到江户，或将征收来的年贡米用船运到大阪等地出售以换取货币，从而促进了海上航路及金融和商业组织的发达。当初为了抑制大名势力的参觐交代制度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让大名武士苦不堪言，却养肥了为他们服务的商人。

身份制度造就了商人对工商业的垄断。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家康继承了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在前三代将军（家康、秀忠、家光）时期已经确立了严格的“士农工商”世袭身份制度。武士作为“三民之长”，凌驾于农、工、商上；农民身份地位仅次于武士，为武士的生活和城市建设提供夫役和技能的手工业者位列第三；商人贩卖供领主与武士消费的商品等，由于不事生产，被认为无益于社会，位列最末。这种身份加职业的分工客观上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经济领域，农民从此专务农业生产，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的町人专门从事工商业。商人不事农桑，也没有当官入仕的预期，只能服从身份制度的安排，在他们专属的领域寻求自身发展。身份制度下各种身份不能互转，这在客观上为商人排除了竞争对手，使商人得以专心致力于本业。这种浸透了身份制度的职业体系与日本人的家制度及家业永续观念结合在一起，刺激了人们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豪商巨贾应运而生。商人们既没有中国“耕读传家”那样的价值观，也不羡慕徒有名利的武士，而是以自己的职业为满足。如战国末期豪商岛井宗室就不把武士放在眼里，当丰臣秀吉在一次茶会上问他“你认为武士与商人，哪一种人好？”的时候，岛井宗室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喜欢武士！”[4]在商人积累了财富，尤其是成为武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后，更是感到自己生存的价值。如商人学者西川如见1719年在其所著《商人囊》中说：“以往商人位于百姓之下，然不知何时变成通用金银之世，天下金银财宝尽归商人所有，于是时常出现于贵人面前，其品级不知不觉已在百姓之上。何况百年以来，天下成静谧之世，故儒者、医生、歌道者、茶道风流诸艺者，大多出自商人之中。水在万物之下而滋润养育万物，商人位于四民之下，而作用于上五等人伦。生逢此世，生于此品，实乃此身之大幸也。”[5]西川如见还表示出对武士的不屑：“若生于武士之家，会很麻烦。一生小心翼翼侍奉主君，心力交瘁，以名利为第一，炫目于人前，总是一本正经。与武士相比，唯有商人才真正快活。”[6]可见，商人的发达正是拜幕藩体制与身份制度所赐，商人的自信来源于他们没有与幕藩的主从关系束缚。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商人并非这样轻松与潇洒。置身于身份制度之下，他们所有的自信都是有限的、相对的。商人是幕藩体制下身份制度及重农抑商政策与无法阻挡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体制的产物。在日益卷入商品货币经济的情况下，没有土地、不事劳作的武士在生活上已经离不开商人。眼见商人的财富日渐增加，武士对商人只剩下羡慕和嫉恨。他们依仗手中的权力，时常侵害商人的权益。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向商人借钱不还。当时，“诸侯不论大小，皆俯首向町人借钱，依赖江户、京都、大阪及各地富商之援助度日”[7]，不少趋利的商人经营向大名融资的“大名贷”。“大名贷”风险巨大，往往有赖账不还者或因为穷困而无法偿还者。为了维护武士的利益，幕府也常以“德政”为名一笔勾销大名、武士的欠债，对商人所受损失置之不顾。1719年，幕府针对日益增多的借贷纠纷，颁布“相对济令”，宣布幕府不再受理因借贷纠纷引起的诉讼，而是转为在当事者之间自行解决。这个法令虽不否认债权，但陷无权之商人于不利地位，为武士赖账开辟了方便之门。在商人三井高房1728年所做的《町人考见录》里记载的京都、大阪等地50家败落的商人中，因“大名贷”破产的就有30家。后来，幕府在宽政改革中，为救济贫困的旗本、御家人，于1789年还曾发布“弃捐令”，强令废除六年以上的武士债务，对五年以内的借款也勒令将利息下调至6%，仅这一次被废除的武士债务就高达118万两，[8]使商人蒙受重大打击。

也有些商人随着财富的增加开始忘乎所以，尤其是在经济繁荣的元禄时代（1688—1704），社会盛行奢侈之风，有的建造豪宅，有的追求着装华美，有的出入花街柳巷。当时曾流行着木材商人奈良屋茂左卫门与纪伊国屋文左卫门这“一对豪男”斗富的段子：奈良屋茂左卫门以一夜千金的价格包下吉原（东京著名的妓院）赏雪，纪伊国屋文左卫门则在吉原的庭院中向雪中抛金如豆，引来人们哄抢。富商一掷千金的豪奢，使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幕府试图遏制豪商们的奢华之风，不断发布禁止奢侈令。在江户时代不到270年里，共发布禁止奢侈令258次，最多的是在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在任29年中竟然发布了59次。[9]面对作为统治者的武士与幕藩的压力，以及不少暴富商人因奢败家或受到处罚的教训，商人们开始对自身定位进行反思，消极的处世哲学和积极的俭约观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