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贵族，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在英语中，Nobility与Aristocracy都是“贵族”，但Nobility通常被解释为“属于社会中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拥有优越于其他阶层的头衔”；Aristocracy则是“Nobles的统制团体，一个寡头的政治集团”或“构成和国家政权相关的特权阶层的人的集合体”。[1]在日语中，贵族是“家柄（门第）与身份尊贵的人，以及社会上流持有特权的阶级”[2]。我国《辞海》的解释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中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3]。综合各种解释，本人认为，贵族是具有特权的社会集团或曰社会阶层，贵族身份是由血统与门第决定的，贵族是世袭地存在的。中国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是贵族制度的典型。然而，贵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太过短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就已经瓦解。秦始皇建立的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隋唐时期，兴科举，废九品中正制，又经过长期的战乱，彻底清算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短暂存在的门阀士族势力。科举制的实施保证了平民社会的相对平等性，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天子”的平等臣民。这样的制度在大化改新后被引进日本，但是很快就被放弃，其根本原因就是贵族势力过于强大，阻碍了皇权的发展。直到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贵族历经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1.大和时代的豪族

大和时代的豪族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贵族，其产生与日本历史发展进程有关。作为一个岛国，日本曾经长期徘徊于人类文明圈之外。从公元前3世纪起，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大陆文化的传入，缩短了日本列岛脱离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进程，日本进入以水稻耕作和金属工具为代表的弥生文化时代，古代王权也在此时期诞生。发生于原始日本人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社会转折时期的“弥生维新”[4]是比较突然的变革，原有的部落氏族势力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变化产生充分的分化与瓦解，早期王权还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当今皇室的祖先——大和地区的倭王家势力崛起，经过“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5]，统一了日本列岛，确立了倭王家在诸部落豪族中的领导地位。但诸豪族在大和政权中仍然举足轻重，连天皇最初也只称大君（おおきみ），地位不过稍高于众多的君（君）而已，形成一尊之局、被称为“天皇”则是在7世纪初期的事情。[6]中国史书《宋书》记载，438年，倭王珍（应为倭五王中的反正天皇）遣使奉献，要求宋文帝授予其“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称号，同时又求授予倭隋等13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7]被中国皇帝授予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的倭隋等13人一定是大和王权内与大王关系密切的豪族，或者是握有军权的高官。这些豪族既有传统的部族首领身份，又在朝廷世袭地担任“大臣”“大连”等要职，成为大和国家的氏姓贵族。他们从经济上极力扩充实力，在5世纪末期的雄略天皇时代就已经“民部广大，充盈于国”[8]。到7世纪中期，“其臣连等伴造国造，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又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地。进调赋时，其臣连伴造等，先自收敛，然后分进。修治宫殿，筑造陵园，各率己民，随事而作”[9]。在政治上，有的豪族的强大程度竟至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最典型的就是苏我氏，其祖孙四代（苏我稻目、苏我马子、苏我虾夷、苏我入鹿）从6世纪前期到7世纪中期一直是朝廷重臣，他们“自执国政，威胜于父”[10]，暗杀他们不喜欢的皇子和不甘服从其控制的天皇，僭越臣下身份“为八佾之舞”，又“尽发举国之民并百八十部曲，预造双墓”“专擅国政，多行无礼”[11]，引起皇室成员的极大反感。于是就有了645年诛杀目无皇室、权倾朝廷的豪族苏我氏的“乙巳之变”。

2.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

“乙巳之变”消灭了苏我氏宗家，其深远的意义更在于沉重打击了豪族势力。从大化改新到奈良时代，以天武天皇、元明天皇等为代表的皇室与朝廷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改革，并颁布律令，确立了律令国家体制。然而，在此过程中，贵族传统并没有被摧毁，只不过是由新贵族取代了旧豪族，并在律令官僚体制下成长为制度化社会阶层，其地位仅次于皇族。所谓制度化，首先是贵族有了明确的法律定义及范围，在《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确定的官位体系中，除了授予亲王（天皇的儿子及兄弟，天皇的女儿及姐妹称内亲王）一品至四品外，还有授予诸王（皇族中从二世以下至四世的王）、诸臣的位阶，从正一位到少初位下共计三十阶。在这一官僚集团中，三位以上称“贵”，四位、五位称“通贵”[12]，即贵族的界定为五位以上者。其次，颁布“衣服令”，模仿唐朝制度确立了贵族的礼服、朝服、制服，不同位阶者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着装，以此作为贵族的外在标志。再次，实施“官位相当制”。“官位令”规定：“凡位有贵贱，官有高下，阶贵则职高，位贱则任下，官位相当，各有等差。”[13]律令国家任官的原则是“准量爵位之贵贱，补任官职之高下”[14]。又次，赋予贵族经济特权，所有五位以上官员都有位田、季禄、位分资人（在贵族府第中担任护卫和勤杂事务的侍从及侍卫，一般由六位以下的有位者担任），四、五位官员有位禄；三位以上有位封、职田、职封、职分资人。最后，赋予贵族荫位特权，其子弟年满21岁（通常的叙位年龄是25岁以上）即可根据父祖恩荫获得官位，一位之嫡子荫从五位下，从五位之嫡子荫从八位上，[15]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贵族的世袭化，形成“五位以上子孙，历代相袭，冠盖相望”的局面。[16]这种制度堵塞了下层官僚上升的管道，据统计，奈良时代74年时间里，三位以上高官共有112人，其中只有7人是直、首等卑姓氏族家庭出身者。[17]到9世纪末期，“只有儒后儒孙，相承父祖之业。不依门风，偶攀仙桂者，不过四五人而已”[18]。

上述制度为朝廷官僚贵族化、世袭化铺平了道路。平安时代前期，律令国家的政权核心已经缩小到源、平、藤、橘等几大氏族，只有三位以上者才能担任公卿成为定制，[19]且担当公卿的家族也趋于固定。至9世纪晚期，朝政基本上被置身贵族社会顶点的藤原氏垄断，其他贵族及中下级官僚向上升进几无可能，使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度在日本短暂存在后便无疾而终。

3.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

平安时代后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藤原氏摄关政治必然与皇权发生矛盾。可以说藤原化专权，是大和时代苏我氏专权的历史重演。律令官僚制的最大后果就是让拥有文化修养的贵族彻底远离了武装，这就导致他们面临咄咄逼人的武士对权力的觊觎，成为手下败将只是时间问题。平安时代末期，欠缺武力支撑的天皇与外戚在政争中两败俱伤，两大武士集团——源氏与平氏乘机扩充了势力，插手朝廷事务。最终源氏战胜了平氏，在镰仓建立了武家政权，让大化改新以来建立的天皇制中央集权体制形同虚设，军事贵族——武士成为此后近700年日本政治舞台的主角。

由于幕府的建立，日本历史上“武家”与“公家”这两大政治势力对立格局就此产生。从实质上来说，武家本身也具有贵族属性，而且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与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在渊源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幕府军事贵族是律令时代贵族制度的副产物。建立镰仓幕府的源氏本身就是皇族出身，直接起源于天皇将皇子赐姓“朝臣”[20]后降为臣籍的制度。根据“继嗣令”的规定，皇室的范围除天皇、皇兄弟之外，只限于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四世之内，五世孙只有皇名，但不在皇亲之列。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时期，由于财政困难，且皇子女众多，遂将多名皇子赐以源姓后降为臣籍，这就是源氏的由来。此后，又有21位天皇赐过源姓，其中最为显赫的是清和源氏，是清和天皇（858—876年在位）赐予其孙源经基的，后成为清和源氏的始祖。在嵯峨天皇赐姓源氏之前，也有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赐其孙高栋王平姓，后为桓武平氏的始祖，其后也有几代天皇对各自的皇孙赐平姓。源、平二氏这两大武士集团的首领不仅有贵族的渊源，也有皇室的渊源，所以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各地有无数武士拥趸。

从9世纪开始，藤原氏的势力逐渐占据优势，在中央政府不得志的贵族势力（包括皇族的子孙）及藤原氏的旁系势力，大多作为国司等地方官下到地方。他们在担任地方国司任职期满后，继续留在地方，作为国司的副职或庄园的管理人，逐渐“土著化”，许多人成为地方的武士。这些人既有军事头衔，又有贵族的地位和声望，地方豪族无法与其匹敌。由于日本人特别看重世袭的权力，在依靠武力称雄的乱世，没有什么人比皇族与贵族的后代更有威信，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历代幕府将军都想方设法架空皇室与朝廷，却无不标榜自己是源氏出身，并自称“朝臣”。

与本来就出自皇族及贵族的武家“栋梁”们相比，大多数武士从最初的上层农民（在乡领主）蜕变为贵族，经历了很长时间。尽管武士从镰仓幕府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直到战国时代，武士与农民的身份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区分，而是混杂居住在农村。武士处于半农半兵状态，战时出征作战，归则下田农耕。一些大名也对领内农民进行武装，如越后大名上杉辉虎要求领内所有百姓都要随身携带长矛、绳、铊（砍刀）、锹四种器物，[21]除了锹之外，其他几种都有武器的功能。在地领主、地侍[22]等农村上层在进行农业经营时往往也为大名承担军役，有战事时率必要的人力、马匹、武器参战，或从事物资搬运、构筑工事，等等。如果战事激化，甚至会在领国内进行总动员。这种兵农不分的制度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武士可以依靠自己的土地生存，从而影响了全心全意对主人尽忠。同时，农民持有武器，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室町时代后期屡屡出现的百姓“一揆”让幕府和大名们烦恼不尽。鉴于社会秩序混乱的现实及建立常备军的必要性日益明显，丰臣秀吉在基本结束了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之后，首先于1588年发布“刀狩令”，没收农民手中的武器，接着又颁布“身份统制令”（1591年），禁止武士向农民或工商业者转变；禁止农民弃田不耕，从事工商业。[23]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固定了武士与农民、町人的身份和职业，明确了士农工商的区别，实现了兵农分离、农商分离、士商分离，意味着真正意义的脱离生产的武士的出现，兵农分离的实施是武家社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德川幕府建立后继续推行兵农分离政策，对丰臣时代以来已经在城下町居住的武士实行俸禄制度，从而彻底割断了城居的武士与土地的联系，武士要想得到并保住这份俸禄，唯有全心全意向主人尽各种奉公的义务。在德川时代近270年里，不到人口一成的武士作为位居农工商之上的“三民之长”，成为地地道道的职业化的军事贵族。

考察日本历史，可见日本古代社会与贵族制度相伴始终，其社会结构始终呈明显的变动状态。日本曾经极力模仿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皇权—士大夫官僚—农民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上的，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推动频频改朝换代，却始终没有改变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而日本历史上尽管存在皇权，但政治的主体却是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贵族集团，社会矛盾基本上是在统治集团之间（上至皇室、贵族、将军，下到大名及其家臣）展开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日本古代社会矛盾的主线。尤其是在武家秉政的幕府时代，社会动乱更是不同武士集团内部的争乱，福泽谕吉曾指出武家社会内动乱的本质，“我国的战争只是武士与武士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是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24]。各种载于史册的“变”与“乱”，几乎都根源于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在不同时期表现为皇室之间的矛盾、皇室与贵族的矛盾、贵族之间的矛盾。如导致大化改新发生的“乙巳之乱”（645年），其目的是削除豪族苏我氏的势力，是皇室与豪族的矛盾；号称古代史上最大规模内乱战争的“壬申之乱”（672年），则出于大海人皇子在其兄天智天皇去世后与钦定的皇位继承人大友皇子争夺皇位，是皇室之间的矛盾；“保元之乱”（1156年）因近卫天皇去世后皇位继承之争而起，并掺杂进摄关家的内斗，进而借助武家力量决定胜负，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复杂的政变，打开了武士走上日本政治舞台的大门；“承久之乱”（1221年）是后鸟羽上皇举兵讨幕，却失败并遭到镇压的兵乱，是公武双方的矛盾；“应仁之乱”（1467年）因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继嗣之争等原因引起，最终酿成长达10年并波及全国的大规模战乱，结局是幕府与守护大名的势力被削弱，战国大名乘机崛起。诸如此类，“变”与“乱”的主角几乎都是皇室成员或各种身份的贵族。这种矛盾爆发时虽具有很大破坏性，但因参与其中的人员并非广大民众，其利益诉求也大多在于贵族内部争权夺势，故其破坏性相对有限，不至于酿成大规模的、无法控制的社会动乱。在这种社会结构内，“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好像筑起一道高墙，断绝了关系”，“在两家武士作战时，人民只是袖手旁观”[25]，阶级矛盾始终被包容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对立中而得不到凸显，农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不过是反对庄官、地头，充其量是大名领主的地方官，难以构成对统治者的正面威胁。就像福泽谕吉所说的“在胜负已定战争结束时，人民也只看到战乱平息庄头更换，既不以胜为荣，也不以败为耻，人民所感激和欢迎的只是新庄头放宽政令，减少田赋”[26]。所以，江户时代尽管有大小约3000件的百姓“一揆”发生，[27]但因其分散、规模小而没有妨碍史家将江户时代视为“太平之世”。不曾存在像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的、暴力的、破坏性极强的阶级对抗，这是日本经济建设有相对和平的环境，文化传承不曾中断的重要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