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20年将是决定我国能否保持稳定快速发展、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因此，我国的战略发展设想应以“争取20年发展时间”为前提。要达此目标，必须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保持正常而健康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稳定发展的中日经贸关系，将成为维护两国关系的粘合剂，并进而构成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
在今后的中日经贸合作中，应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下原则与方针，使我国处于主动地位。
第一，坚持积极开放的经济政策，在有关中日经济关系的言论上尽量保持低调。积极开放的经济政策是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跨越性发展的依据，今后亦当如此。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一方面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抬头，另一方面，国内的对外“强势”论也有所增长，有人喊出“中国可以说‘不’”，这些观点即便从策略上讲也有欠妥当。若以日本为对象作一比较，虽然30年来我国与日本的差距在急剧缩小，但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仍与日本存在几十年的巨大差距，保持“低调”实属客观。重要的是，几十年来我国在对外经贸关系上采取的“低调”，使我国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并获得世界的“容忍”和尊重，今后继续保持这种低姿态，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让我们的“邻居们”放心。在中日经贸关系的宣传口径上，突出正面内容、客观报道中日两国的互补作用及贡献有利无害。反之，若失去平衡，可能为日方“破罐子乱摔”找到借口。
第二，尽量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尽管政经关系无法彻底分离，但要尽量争取政经脱钩。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不顺且异常敏感，因此尤其要注意中日间的经济问题限定在经济框架内解决。可以预见，随着中日经济差距的缩小和经贸关系的加深，双方的经济“摩擦”会进一步加剧，在处理有关问题时，要有足够的毅力和耐心，不给对方提供政治干预的口实。
第三，在处理中日经贸事务时，要坚持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原则。我国与日本的政治体制不同，但在尊重市场经济原理这一点上没有根本性差异。因此，在处理两国经贸事务乃至纠纷时，要按照国际经贸组织的有关规则及有关国际法的规定办事，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谈判和斗争。
第四，全方位改善合作环境，降低日方的投资风险预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招商引资的整体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在挖空心思地引进外资，从而对我国引进外资的软硬环境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就中日经贸关系而言，我国应认真听取日方要求改善投资环境的意见，并研究制定相应的改善措施，同时要尽量避免政治环境恶化给经贸合作带来直接冲击。[17]
当前中日关系存在诸多变数，不可轻易断言一定会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但两国关系的倒退无疑会影响我国的整体战略部署，因此应极力避免。
稳定健康的经济关系是阻止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一道防波堤，而这种关系的加强和扩大亦将成为政治关系改善的推动力。现实情况下一个重要的思路是，两国有关部门若能抓住时机，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合作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意义和影响将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合作的本身，并将增强两国长期友好合作的信心。当然，选择在什么领域实现这种合作是个必须审慎研究的课题，并需要两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和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从可能性上看，似可探讨在能源及节能技术、交通建设、金融及流通服务业等领域中寻找扩大合作的突破口。
中日经贸合作是在多层次、多领域展开的，因此推进合作的措施可谓有无穷解。对此，有关专家和实际工作部门已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建议，这里的一孔之见仅作参考。
第一，官产学结合，加强日本对外经贸政策特别是对华经贸政策的基础研究和动态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在日本，不但有经济产业省的经济产业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中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经济开发研究机构等一批政府、准政府研究和咨询机构，还有野村证券、三菱综研等大型企业研究机构及数量更多的高校研究机构，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立体研究与信息交流网，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了及时、多渠道的参考。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研究体系还很脆弱，政府、企业和学界的沟通渠道亟待拓宽，合作研究亟待加强，为此应采取必要的促进措施。
第二，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如建立“国家国际商务信息与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商务信息和法律咨询服务。建立这一机构固然会加大政府的运作成本，但却会减轻企业的更多相关投入。同时，这一机构的定位应该只是“服务”，而不必带有“指令”或“指导”色彩。
第三，实行高新实用生产技术研发及其生产的特惠引资政策。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任务是提高研发能力，改变研发水平及尖端产品生产落后的局面。鉴于日方采取的严格控制高新技术外流的政策，我国需采取多渠道应对办法，其中加大优惠政策力度吸引日资将其研发机构逐次转移到中国来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第四，为实现尖端生产技术研发及其生产的径直赶超，可考虑与中科院、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实施“尖端生产技术与工程高级人才培训计划”（暂名）。其操作思路是：国家在组织专家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尖端生产技术与工程目录（目录内容应尽可能精细且为当前及近期世界最前沿的生产技术）→以严格的标准从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中遴选中青年受训人员→以非常优惠的待遇和团组方式派遣受训人员到日本等国外相关机构研修两至三年→根据受训人员的回国研究计划，在人财物等方面大力度支持其组织团队，建立研究与生产基地。[18]
表8-1 近年日本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动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www.esri.cao.go.jp
表8-2 中国对日贸易依存率的变动（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http://www.cei.gov.cn.http://finance.people.com.cn
表8-3 日本对华贸易依存率的变动（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http://wp.cao.go.jp/zenbun/sekai/index.html.
http://www.near21.jp/data/trade/japan/ja-chi/2004/hin2004.htm
表8-4 近年日本的对外贸易状况（亿美元）
根据中日两国有关统计数据制作。
表8-5 近年日本对外投资的动向（亿美元）
根据中日两国有关统计数据制作。
注释
[1]近年，人们常用“政冷经热”一词形容中日关系。但这种提法并不严谨，其舆论导向作用更值得商榷。就“政冷”而言，根源在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中日首脑互访中断及由此导致的两国民众互厌情绪的增长，但这并非两国政治关系的全部。两国首脑在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中日友好合作的基本方针，政府间高官互访和地方城市间的交流频繁，中日友好城市数目增至315对，文化、商业、旅游、留学等领域的交流不断扩大，2004年在日中国人48.7万人，在华日本人11.5万人，两国互访人数已由上世纪末的百余万人增至2005年的450万人。
[2]http://japan.people.com.cn
[3]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经济的动向——2005年的回顾与展望》（总论部分），2006年1月。
[4]见瑞穗综合研究所：《强势日中经济关系——重要的在于维持“经热”》，2005年4月，第1页。
[5]参照罗雪峰“中日经贸尤需激流勇进——中国商务部亚洲司副司长吕克俭访谈”等材料。
[6]参见对徐长文的采访文《中日政冷已经导致经凉，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弱化》。http:www.sina.com.cn.
[7]江瑞平：《中日经济关系的困境与出路》，《日本学刊》2006年1期。
[8]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经济的动向——2005年的回顾与展望》，2006年1月，第14页。
[9]关于日本对南北美投资的跳跃性增长，是短期内出现的偶发现象，还是其长期投资战略转变的开始，值得研究和重视。
[10]小原雅博：《东亚共同体——走向强大的中国与日本的战略》，日本经济新闻社，2005年，第204—205页。
[11]《环球时报》2006年2月8日第6版。
[12]BRICs一词恰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英语字头一致。
[13]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经济的动向——2005年的回顾与展望》，2006年1月，第22页。
[14]瑞穗综合研究所：《强势日中经济关系——重要的在于维持“经热”》，2005年4月，第13页。
[15]关志雄认为，2000年中国在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耗电量等经济指标上，与1960年的日本持平。见关志雄论文：“中日经济间的互补关系”，2001年11月。
[16]关志雄论文：“中日经济间的互补关系”，2001年11月。
[17]例如，2005年春中国民众为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入常”等自发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对日本民众及在华日企产生强烈冲击，对两国经贸合作有负面影响。上述活动发生后，在华日企采取了如下过度敏感的自防措施：1.停止非必须性的中国出差；2.在华日籍员工节制在中国国内的出差；3.不要在五一连休期间外出旅行；4.不要突显日本人身份并用日语大声说话；5.不要有刺激反日感情的言行；6.控制外出（尤其是周末）；7.设立收集有关抵制日货信息的机构；8.通过发表声明等办法消除误解，缓解抵制日货运动；9.不要穿带有日企标志的衣物外出；10.不要搞大型促销活动；11.摘掉公司广告；12.把中方合作伙伴推到前台开展经营活动；13.在公司悬挂中国国旗；14.在预知的反日活动日放假休息。另据日本有关机构分析，中国民众的这种反日活动，轻则影响日本商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进而会殃及在华日企的生产和劳资关系，重则影响对华投资特别是重厚长大型投资的减少，结果将导致两国经贸关系的萎缩。见瑞穗综合研究所：《强势日中经济关系——重要在于维持“经热”》，2005年4月。
[18]原文刊于《现代日本经济》，2007年第1期，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