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区域化的进程中，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其举手投足对亚太区域化的进程有重要影响。

翻开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日本的世界战略经历了由“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的几番转变，但其着眼点却始终是盯住亚太、特别是东亚不放的。具体说来，日本自明治以后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并很快成为近代东亚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由来已久的东洋霸主梦想亦烈，继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从30年代起，与英美决裂，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发动了长达15年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再次回到“脱亚入欧”的轨道，战后50年来追随美国“搭便车”的结果，是使日本经济重新崛起，跨入发达国家行列。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公然开始对美国说“不”，回归亚洲、“脱欧入亚”论接踵而至，中曾根的“政治大国”论道出了日本政、官界压抑已久的心声。最近，一再对美国说“不”的强硬派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不能不让人为日本政治的走向忧虑。

尽管如此，目前乃至今后的相当一个时期，日美合作仍将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远东地区中、俄两大国的存在以及对朝鲜的担心，恐怕是日本不能抛开美国盟友而独往独来的基本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东亚地区的国家之一，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外交重点也在西移。

东南亚是日本的传统市场，是日本在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随着该地区经济力量的壮大及区域内合作的加强，以及美国势力渗透的加快，日本越来越感受到压力，对东南亚外交将以经济外交为核心并加大力度。

日韩关系在去年金大中总统访日后有所改善。日韩两国有较深的历史纠葛，领土争议、慰安妇等问题的悬而未决，加上由来已久的厌日民族情绪，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些问题不致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毕竟日韩都是被牵引在美国东亚战车上的盟友，从长远的战略观点看，日本也不会把韩国视为自己的强大对手。

相比之下，日本对朝鲜的一举一动却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现实看不到两国关系根本性转机的迹象，最近日本政界对朝“先发制人”论甚嚣尘上，这是一种既危险又错误的对朝高压外交，很不明智。对一个积弱积贫的邻国采取这种态度，只会激化矛盾，缺乏长远的战略观点，同时也有损于日本的国际形象。

日俄关系在桥本访俄后有所进展，但两国改善关系的动机和目的有相当距离。俄国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日本则急切地希望收回北方四岛。围绕领土归还的拉力赛还将继续下去，短期内日本政府似乎找不到打开局面的根本性办法。

对中国的外交无疑也是日本外交的重点之一。去年两国迎来了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总体上说两国保持着一种正常状态。但是这种关系本来有进一步加强的余地。如所周知，中俄之间是“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中美之间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在去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两国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定位是：“致力于和平与友好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前两者的“战略伙伴”关系相比，日中关系的定位值得玩味。

日本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其GDP占世界GDP的12%，仅次于美国；海外债权800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人手中持有的美国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3200多亿美元，从理论上说，有朝一日日本人若将这笔债权收回（抛出），可能导致美国股市的大崩溃；日本拥有1200万亿日元（约10万亿美元）的个人金融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现有外汇储备为2400亿美元；日本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经常性贸易收支黑字已连续数年超1000亿美元。再一点是，东证指数现在在1.5万点左右徘徊，与泡沫经济高峰期相去甚远，但是倘若经济恢复，股价回升到2万点以上在理论上说完全可能，不良债权问题这一拖累日本经济启动的沉重包袱也许会迎刃而解。这些因素表明，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富国，日本的实力不容忽视，它应该同时也有能力为亚太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日本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必须解决好其国内问题，调整好其亚太政策。

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转入低潮，迄今一蹶不振。这中间既有结构转型期萧条的规律在起作用，也有政策操作上的失误。所谓结构调整与结构性萧条，是说日本的经济体制已不适合当今的经济发展，必须做彻底的改造。在日本学界有“1940年体制”说，即太平洋战争时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被运用于战后，其特征是官主导、封闭性和计划色彩浓厚。因此便有了桥本内阁的“金融大爆炸”等六大改革。然而，改革的艰难和经济的慢性萧条超出了人们的预想。这一期间日本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误表现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放松了政府监管，资金大量流向投机性的房地产领域，导致了泡沫经济及其泡沫的崩溃；继而在1995至1996年经济好不容易回升时，又推行了“休克疗法”式的金融改革和紧缩财政，给有所恢复的景气泼了冷水。结果不良债权越改越多，由当初的40万亿日元增至现在的80万亿日元，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负增长，创下了战后以来经济发展业绩最差的纪录。这说明日本没有把握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9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泡沫确实到了膨胀的界限，但是如果采取软着陆的办法，让过高的房地价和股票逐步降下来，就不会使经济糟糕到如今的程度。

在不断减税、贴现率降得不能再低的情况下，日本经济近期要想有较大的起色，最现实的景气刺激办法可能是采取适度的膨胀政策，因为消沉已久的日本经济当前更需要的是一种恢复的动力和刺激。日本的景气，不仅是自身的需要，也是东亚的需要，如此则可能带动整个东亚的景气恢复。

日本若处理好国内经济问题，以其庞大的经济基础和实力，可以对东亚经济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1997年9月泰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日本曾提出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因美国的坚决反对而搁浅。不过，从IMF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局限性及其表现来看，不妨考虑设立这种基金，若此，则日元应成为这一基金的基础之一，这里有日本大力发挥作用的余地。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担心也不无根据，东亚发生金融危机时，日本的做法是，一面紧急撤资，搞釜底抽薪；一面日元贬值，事实上对困难重重的东亚出口实行关门主义，未能发挥其亚洲最大市场的“吸收器”作用。同时，与石原慎太郎等人反对美国当世界金融霸主（把亚洲作为其金融奴隶）一样，日本也必须放弃当亚洲金融霸主的想法。

日本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是沿着“雁行发展序列”进行的水平分工，而今这一格局正在变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使东亚国家有可能以更便捷的途径从其他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而日本仍然抱着对“飞去来器效应”的恐惧，在与东亚国家的投资合作中左顾右盼、疑心生暗鬼，就会失去更多的机会。日本的选择只能是不断开发新技术和新产业，并加快向东亚技术转移的速度，否则就会失去充当“头雁”的资格。

日本要在东亚发挥作用，还必须解决意识上的一些问题，即对侵略亚太各国的历史做诚恳反省，放弃称霸东亚之梦，真诚与东亚诸国合作，坚持和平发展经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