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6年底至1949年初，倾斜生产方式约推行两年时期，其效果如何呢？

首先看一下作为倾斜生产重点的煤炭、钢铁等产业的生产情况。1946年，煤炭产量为2038万吨，比战败时的1945年下降950万吨，减产32%。1947年、1948年分别增加到2933万吨和3478万吨，两年间，煤炭产量增长70%。粗钢产量1946年为56万吨，1947、1948年为95万吨和172万吨，两年间增长207%。化肥生产在1947年有较快恢复的情况下，1948年又增产38%，达到102万吨。

再看一下同期的工业生产和国民总生产情况。与1946年相比，1947、1948年的工业生产分别比上年度增长18%和34%，1948年的生产指数（1934—1936年平均）已由1946年的39.2%上升到61.8%。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也比两年前增长了23%。不难看出，在实施倾斜生产方式的两年里，国民经济的恢复出现了一个小**，而煤炭、钢铁等基础产业的恢复速度，大大高于其他产业的水平，基本实现了突破一点，带动相关产业、搞活全盘经济的初期设想。到1948年底，供给紧张的形势已有所改观，劳动大众的粮食供应已有基本保证，依靠变卖衣服、家当糊口度日的“剥笋生活”已经结束，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然而另一方面，倾斜生产方式又是在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实施的。如前所述，倾斜产业的资金来源绝大部分是由政府金融机关复兴金融公库提供的，而政府本身并没有多少资金。在1946—1948年三年中，政府出资仅250亿日元，占同期复金资金总额的13%。余下的87%，即1680亿日元是通过发放政府公债筹措的。如果政府公债是被社会，如商业银行或企业法人、私人所购买，就不会引起社会资金总量的变动，也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认购能力。结果70%的公债是由日本银行购买，总额达1156亿日元。而作为国家信用管理机关的日本银行本身，也没有认购如此巨额公债的能力，除了增发纸币外别无选择。所谓“复金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发生的。与1946年相比，1947—1948年度的消费物价上涨幅度虽有所减慢，但仍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两年间增长了七倍。这说明，倾斜生产方式虽一定程度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换句话说，它正是导致同一时期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倾斜生产方式作为战后初期推行的产业政策，得失是很分明的。其最大的“得”是在战后初期全面经济危机的重围中，以煤炭、钢铁等原材料和能源的基础产业为突破口，杀开一条血路，首先摆脱了生产萎缩危机，以此为契机，使日本经济开始走上复兴和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其最大的“失”在于助长了通货膨胀，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局面。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的一种普遍认识。

然而，在战后世界经济业已取得数十年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重新认识日本当年推行的倾斜生产方式呢？

第一，倾斜生产方式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适应当时日本国情的一项特殊产业政策。所谓历史条件特殊，是指政治上国家处于被占领状态，政府虽存，对外却丧失了主权；经济上对外往来基本被切断，内部危机四伏、濒临崩溃。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那么无论何等高明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面扭转经济危机局面。只能通过局部的改善，来逐步达到改善全局的目的。但是哪些是影响全局的“局部”，并非是容易把握的问题。倾斜生产方式也是在先期政策实践的教训和挫折中总结探索出来的。以煤炭、钢铁为重点的倾斜生产，在客观条件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的同时，找到并充分利用了当时国内所能利用的相对有利条件，无论从生产循环，还是从现有人才、技术设备及资源条件的有效运用看，都称得上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是必须清楚，倾斜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正如某位日本学者所说，它是对外经贸交往基本断绝情况下采取的“被迫的进口替代政策”[5]。谁都知道，日本以开发国内贫乏资源来发展经济决非上策，问题是日本当时不具备参予和分享国际分工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倾斜生产方式如果离开其特殊的历史前提，就很难说具有可能性和合理性，它也许只是提示了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解决特定问题的思路。

第二，倾斜生产方式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经济体制庇护下实施的，并反过来维护了这种体制的存在。市场竞争机制本身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它却是促进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本来也是以市场机制为“原理”的，但是为了度过战后经济危机，又不得不实行全面经济统制。这种统制对实现倾斜生产的目标是极为有效的，同时也人为地制造和维护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否定了商品价值规律，从发展的观点看，倾斜生产方式以及它所依据的经济统制，迟早要随着经济发展的正常化而退出舞台。事实上，1949年的道奇计划，正是要在日本重新建立起一种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市场机制，同时也是对倾斜生产方式政策的否定，使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这个意义上说，倾斜生产方式只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产业政策，并不具有普通性的借鉴意义。

第三，倾斜生产方式并非现代化的产业政策。在评论倾斜生产方式的性质时，曾有一位日本学者认为它体现了战后产业政策的原型。[6]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说来，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扶持保护政策以及产业的技术开发与投资政策等等。如果用更为简洁的语言表述，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就是推进产业结构和组织高度化、现代化的政策。但是倾斜生产方式却很少具有这种特征。从政策的对象看，虽然包括了钢铁等其后实现重化学工业化的基础产业，但是不久即成为“夕阳产业”的煤炭业却是政策扶持的第一重点；从政策手段看，是以经济统制为前提，国家包揽，只要属于政策倾斜的产业企业，则不管其经营效果如何，一律予以扶持。这与后来产业合理化时期采用的以鼓励竞争为前提、重点产业企业也须视其经营实绩择优扶持，直接财政价格补贴转为优惠税制等做法大相迥异。从政策思想和目标看，倾斜生产方式时期强调资金投入主要用于设备修复，明令限制生产技术及设备的更新改造，是以增加劳动投入的“人海战术”实现增产的“数量第一主义”，这就很难使人感受到哪里具有现代产业政策的意味。

第四，倾斜生产方式的借鉴性是受一定社会制度局限的。从本质上说，倾斜生产方式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以暂时容忍或放任通货膨胀及损害一般产业企业、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代价，而强制推行的资本再积累政策。这种做法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并非鲜见，但对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其他国家来说，并非是都能效仿的。[7]

注释

[1]正村公宏：《图说战后史》，筑摩书房，1987年，84页。

[2]有泽广巳监修，中村隆英主编：《资料·战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构想》第2卷（倾斜生产方式与煤炭小委员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第60、62页。

[3]正村公宏：《图说战后史》，筑摩书房，1987年，第87页。

[4]有泽广巳、稻叶秀三主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3年，第56页。

[5]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32页。

[6]正村公宏：《日本经济论》，东洋经济新报社，1978年，第65页。并见鹤田俊正《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日本经济新闻社，1984年，第31页。

[7]原文刊于《财经论坛》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