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社会进入一个非常历史时期。作为战败的直接后果，便是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与战前（1934—1936年平均）同期相比，工业生产下跌速度惊人，1945年8至12月间，生产资料生产指数为10，生活资料生产指数为25，许多重要工业企业或因被指定作为赔偿对象或因原材料不足而处于歇业状态。生产的急剧萎缩，引起社会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到1946年底，消费物价上涨八倍多，黑市价格涨势更为凶猛，为同期公价的七八倍。生产和消费的恶性循环，已经把日本国民经济逼到濒临崩溃的边缘。

如何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经济稳定？“留守政府”东久迩内阁的办法是，为防止企业因资金不足破产和金融危机的连锁效应，紧急发放266亿日元“军事补偿费”和295亿日元金融贷款。结果不但未能扼制生产的急剧滑坡，反而因信用管理严重失控，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发展。

其后，币原内阁转而采取了强化信用管理的“经济危机紧急对策”，强迫国民过“500日元生活”，通货膨胀虽曾一度得到控制，但时隔不久，通货膨胀又以更为凶猛之势卷土重来。

1946年5月，石桥湛山出任吉田内阁大藏大臣，他认为当时的通货膨胀不是因需求过大发生的，因此单靠通货紧缩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国家财政的目标应该是“给国民工作，使产业复兴，实现完全就业，加强国民经济活动”。[1]结果，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吉田内阁经济政策的核心，通过设立复兴金融公库发放政府贷款、恢复价格补偿金等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予以配合。但是，这一政策也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但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生产也于同年9月呈现停滞倾向。

东久迩内阁的政策姑且不论，币原内阁经济政策的失败，在于它采取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在超乎寻常的短缺经济下，如果不改变生产萎缩、供给不足状况，单靠加强信用管理，是堵不住通货膨胀的狂涛的。石桥湛山的“积极政策”虽然也在实践中受挫，但却不能因此否定其政策的合理性。石桥阐述的单靠流通、分配领域的经济紧缩不能消除通货膨胀，只有发展生产、扩大就业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观点，是符合当时日本经济实际、抓住了问题本质的。但是，一种政策从出台、实施到取得成效有一个周期。在这个过程中，惯性原理还将继续发挥作用，甚至会以更为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生产极度萎缩与恶性通货膨胀互为因果的两难状况下更是如此。事实上，从其后日本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看，除了实施方法和手段上更加系统完善外，主体上并未脱离石桥所确定的路线。因为在石桥所推行的“积极政策”中，已明确提出重点支持煤炭、粮食增产，建立并开始实行价格补贴金与复兴金融贷款制度，倾斜生产方式已初具雏形。

正当石桥的“积极政策”严重受阻，日本政府重新彷徨于政策选择的十字路口之时，对美申请进口物资谈判取得进展，并构成战后最初的产业政策——倾斜生产方式得以确定的直接契机。

1946年7月，内阁总理吉田茂拜会麦克阿瑟时，痛陈经济面临资金和原材料短缺两面夹击的苦衷，恳求美国网开一面，紧急援助日本一批物资，以使日本度过难关。据记载，当时麦克阿瑟表示同情，要求日本政府先提交一份进口物品申请单。

然而，当时的日本几乎无所不缺，各省厅提交政府的进口物品竟达数百种之多，压缩后仍有90余种。提交给占领当局，不但得不到批准，还难免遭到训斥。帮助政府解开这一难题的是吉田茂的私人咨询组织——午餐会，其中的主要成员有有泽广巳、大来佐武郎等。最后，在午餐会的建议下，吉田于8月30日将包括20种物品的紧急进口援助申请递交给占领军总司令部。

然而，总司令部9月18日的答复是：可以进口盐、生铁和汽油，钢材原则上可以进口，但年内因美国国内市场尚很紧缺，进口无望；其他如铅、锡、铜、重油、电车、羊毛等申请均未获准。总司令部认为，美国虽有能力向日提供重油，但那样将“阻碍（日本的）煤炭生产”，并批评日本政府“在煤炭增产措施及重要资材的重点分配方面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要求日本方面反思”[2]。

据有泽广巳的回忆，当时午餐会成员认为，在申请进口物品中，对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是钢材和重油，而这两种物品竟一个未获批准，钢材因世界性短缺尚可理解，重油本可进口却未获批准，必须努力争取。他们建议吉田总理一定设法说服总司令部改变“进口重油会阻碍煤炭生产”的看法。理由是进口重油用于炼钢，增产的钢材投入煤矿，这样煤炭产量一年内可增加30%，达到3000万吨。煤炭增产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炼钢、火力发电及化肥生产的需要，使工农业生产出现转机，国民总生产则可以一举恢复到1930年的水平。果然，麦克阿瑟原则接受了吉田的建议，表示日本如能产煤3000万吨，美国就会提供重油。

为此，1946年11月5日至翌年1月底，以有泽广巳为委员长的煤炭小委员会共举行16次会议，从各种角度反复探讨生产3000万吨煤炭的可能性及政策问题。

有泽在1946年12月10日发表的《挽救日本经济的败局》一文中，从生产内部循环的角度出发，指出不解决生产问题，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复兴与稳定，而工业生产的“隘路”在于原材料严重短缺。在国际市场被封闭的情况下，只有煤炭才是可以发掘利用的工业基础原料资源，因此，当务之急是“把一切经济政策都集中地倾斜于发展我们能够处置的、唯一的基础性原料——煤炭生产上”，以此为杠杆，改善其他基础产业之间的原材料生产和供给，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全面复兴。有泽称这种经济是“向煤炭倾斜的经济”，并把通过计划和组织来推进煤炭生产的理论称作“倾斜理论”[3]。同月初，占领当局终于批准日本政府第二次紧急物资进口申请，其中包括每月对日出口重油1.3万千公升。

1946年12月27日，吉田政府作出《昭和21年度第四季度基础物资供给计划及实施要领》决议，确定1947年煤炭生产目标为3000万吨。决议指出，为了突破经济危机，必须断然实行重大的政策转变，这种转变“将带来日本经济重建的决定性契机”，为此今后“国内的一切施策将集中地指向煤炭的增产”。这一决议标志着战后最初的产业政策——倾斜生产方式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