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在若干方面有别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也同样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靠市场机制使近代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但是如前所述，昭和经济危机及侵略中国东北以后，自由市场经济转向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对外开放的经济逐渐因其侵略战争的升级而被关闭了大门。可以说，1931年起日本连续发动15年侵略战争的过程，既是其政治上走向彻底孤立直到最后破产的过程，也是其内外经济机制变形、脱离“常轨”的过程。直到实施道奇计划的1949年初，这种“变形”“脱轨”的机制基本未动。

应该说，“经济九原则”已明确提示了将封闭的日本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方向，其手段是制定稳定的统一汇率，使日元具有国际兑换性，并规定只有具备经济稳定的前提条件后，方可实施统一汇率计划。

为使日本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道奇从两个方面展开行动。一是统一汇率，改变现行外贸体制；二是缓和、废除经济统制，恢复市场机制，使日本国内经济机制与国际经济的自由市场机制“接轨”。

首先，关于统一汇率和外贸体制的改变问题。1948年，美国政府曾派遣扬格使节团赴日调查汇率问题。使节团在回国报告书中指出，多重汇率是造成日本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使日本扩大出口，实现经济自立，必须统一汇率，并建议美元与日元比价为1美元兑换270—330日元。到1949年初，由于物价又有上涨，估计进出口汇率为1美元比330日元。但在同年4月确定单一汇率时，却变成1美元兑换360日元。道奇是有意压低日元比价的，一方面是考虑到通货膨胀有使日元进一步贬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就是要让80%的日本商品在这一汇率下有出口竞争力。[23]重要的是，由于汇率的统一，不仅使日本外贸活动和结汇核算方便易行，而且通过把日元变成可兑换货币，密切了日本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

外贸体制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占领当局将日本贸易的管理权交还日本政府，变国营贸易为民间贸易。道奇莅日不久，即责成日本政府成立外汇管理委员会，研究草拟新体制下外贸、外汇管理的法律、法规。1949年10月28日，占领当局宣布日本民间贸易进口于同年12月1日、出口于翌年1月1日全面放开。12月29日，又将外汇管理权及6700余万美元外汇结余全部归还日本政府。12月1日，日本政府颁布《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外汇特别会计法》《外汇管理委员会设置法》及《阁僚审议会令》，通过这“三法一令（政令）”，确立了以民间贸易为主体、以国家外汇管理为基本特点的新外贸体制。在此前后，日本还颁布了《外资法》。统一汇率与外贸外汇管理权的转移，相应法律法规的建立，意味着战时以来对外封闭的日本经济重新开放。以此为基础，日本于50年代中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成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员。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又走上贸易、资本全面自由化的道路。与这一经济开放的过程相一致，日本经济迅速完成复兴，并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其次，关于解除经济统制、恢复市场机制问题。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自由竞争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实现的。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虽使这种观念得到一定改变，开始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但并未否定自由竞争的“原理”和市场机制。相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勿宁说重新确立了市场竞争的“秩序”。

然而，战后直到倾斜生产方式时期的日本经济已经远远脱离自由市场竞争的常轨，而若继续保持经济统制，无疑不能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对接。也就是说，国内经济运行机制必须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而改变。

不过，“经济九原则”并未明确要求日本废除经济统制，从其指令的内容看勿宁说相反。因此可以认为，是道奇在执行经济稳定计划时，灵活地把内外经济机制的衔接问题统一起来加以处理，推进了废除统制的进程。此外，有证据表明，重新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在废除统制方面也采取了与道奇合作的积极态度。

在道奇的监督指导下，废除统制工作急速展开。贸易统制缓和已如前述，民间贸易放开后，国家主要通过外汇管理制度实行目标管理，原则上不限制民间贸易行为。资金统制的废除主要是通过停止复兴金融贷款业务进行的，由于堵住了财政融资的主渠道，并提倡商业贷款，资金统制大为缓解。物资统制的废除进展也很快，1949年4月，指定生产资料为233种、生活资料57种，一年后，分别减少到49种和16种，废除率为79%和72%。价格统制在1949年4月时按中分类多达10715种商品，一年后即减至941种，废除率91%。[24]由于废除统制，专事统制业务的15个政府统制公团先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到1950年4月，有8个统制公团被解散，余下的4个统制公团到1951年3月也销声匿迹。

道奇对经济统制的否定，事实上也就是对1947年以来日本政府全力推行的倾斜生产方式政策的否定。因为诸项统制措施的相继废除，终使完全仰赖统制的倾斜生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以为继。迫于这种形势，日本政府于1949年9月13日正式作出《关于产业合理化》的决议，它意味着一项新的产业政策的诞生。

从1949年2月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一年多时间，可视为广义的道奇计划实施期。在此期间，道奇多次来日，亲手帮助日本政府制定了两个年度的财政预算，并推行了上述的诸项政策。那么，其效果如何，意义何在呢？

其一，“通胀经济”向“稳定经济”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是坐在一辆摇摇晃晃的破车上走过来的”[25]，通货膨胀一直像恶魔一样缠扰着日本。但是，实施道奇计划仅一年，便基本控制了通货膨胀。国家财政预算，1949年度首次出现黑字；货币发行量，比之于上年度增加43%，1949年度减少0.4%；货币流通量，比之于上年度增加40%，1949年度仅增加5.7%[26]；国民储蓄，紧缩之年反而由上年的6.5%（与国民收入之比）增加到8.3%[27]；物价上涨率，生产资料价格1947、1948年为130%和99%，同期生活资料价格为128%和50%，而到1949年则骤降至18%和-10%；公价与黑市价之比由1948年度的1:2.8降至1950年初的1:1.3左右；工资增长率，1948年度为159%，1949年度仅14%[28]；工业生产，1949年度比上年增长25%，国民生产总值亦增长7%。[29]这样，便出现了通货、物价、工资、生产相对稳定的局面。

之所以说相对稳定，是因为这种稳定中还存在着许多学者业已指出的“危机”。即失业增加，库存滞货已高达1000亿日元以上，经济危机大有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蔓延之势，是随后爆发朝鲜战争的“天助神佑”，吹散了笼罩日本经济的阴霾。

不管怎么说，以道奇计划为转折点，日本经济走上了稳定复兴、自立与发展的道路。道奇确定的平衡财政原则，虽然也时有偏差，但却被日本政府一直坚持实施到1965年“国债财政”为止。

其二，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封建末期以来，日本人为的锁国和开国各有两次。德川幕府的锁国被欧美列强用“商品加大炮”打开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二战期间因日本的侵略扩张，日本被反锁国门，尝尽苦头。道奇计划的实施，使日本重新回到美国主宰的国际经济社会，得以推行其“贸易立国”政策，进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奇计划可称为日本的第二次“开国”计划，而“开锁”者便是道奇。

当然，“锁国”之门被打开之后，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经全面开放，而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其后的路程还很长，但这却是向经济全面开放转变所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其三，统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通过实施道奇计划，“各种有形的限制被一个个解除，市场手段和自由企业体制开始发挥作用”[30]。以此为契机，日本经济继战后初年的民主改革后，又进入一个新的重建市场机制、调整乃至改革经济体制、制度的重要时期。具体说来，除这里论及的外贸制度、体制外，产业组织及财政、税收、金融制度的改革和调整也是在50年代初期进行的，从而在实现经济复兴的过程中，又逐步建立了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机制”。[31]

注释

[1]浅井良夫：《道奇计划的历史意义》，日本《土地制度史学》135号，1992年4月。

[2]通商产业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卷（总论），通商产业调查会，1994年，第204页。

[3]外务省特别资料部编：《日本占领及管理重要文书集》第1卷（基本篇），东洋经济新报社，1949年，第136—138页。

[4]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29页。

[5]经济安定总部1952年度《经济白皮书》，至诚堂，1952年，第7表。

[6]经济企划厅编：《战后日本的资本积累与企业经营》，至诚堂，1957年，第19页。

[7]经济企划厅编：《资料·经济白皮书25年》，日本经济新闻社，1972年，第20页。

[8]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经济政策编）》，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100、102页。

[9]正村公宏：《图说战后史》，筑摩书房，1989年，第65页。

[10]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64—66页。

[11]饭田经夫等：《现代日本经济史》上，筑摩书房，1976年，第22页。

[12]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79—81页。

[13]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83页。

[14]池田勇人：《平衡财政》，实业之日本社，1952年，第215—216页。

[15]经济企划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56页。

[16]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第297页。

[17]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8卷（资料2），东洋经济新报社，1982年，第38—39页。

[18]通商产业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战后复兴期1），通商产业调查会，1991年，第404页。

[19]通商产业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战后复兴期1），通商产业调查会，1991年，第415页。

[20]经济安定总部1952年度《经济白皮书》，至诚堂，1952年，第7表。

[21]中村文隆：“道奇路线至朝鲜动乱期工业化政策的展开”，明治大学政经研究所《政经论丛》52卷2、3号。

[22]通商产业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战后复兴期1），通商产业调查会，1991年，第417页。

[23]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3卷（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第429页。

[24]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49页。

[25]道奇语。见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71页。

[26]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总观篇）》，大藏省印刷局，1958年，第249页。

[27]前揭《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第580—581页。

[28]前揭《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第75页。

[29]前揭《资料·经济白皮书25年》第52页。《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第578—579页。

[30]大来佐武郎：《发展中经济类型的国家与日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第114页。

[31]原文刊于《南开学报》199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