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研究大多存在一种倾向，即道奇计划是以财政紧缩为重点的全面经济紧缩，经济稳定正是通过诸种紧缩措施实现的。这种观点无疑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并不全面，甚至存在错误的偏向，许多重要的史实也被忽略了，因此极有必要澄清。

笔者认为，道奇为实现日本经济的稳定可谓机关算尽，但其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却不可用“紧缩”一词所概括，实际上是有“紧”也有“缓”。简单地说即“三紧四缓”。

“三紧”措施具体表现在：其一，编制“超平衡紧缩预算”。道奇认为，国家财政预算不平衡是导致通货膨胀长期化的总祸根，因此，解决日本的通货膨胀问题，一不能搞苏联式的物资统制，二不能像西德那样货币贬值，只能通过财政平衡来实现。[14]结果，道奇亲自主持编制的1949年度日本国家财政预算自战后以来首次出现黑字，黑字额为1569亿日元。若与1948年度的1419亿日元赤字相比较，则更能感觉到1949年度预算确是个紧缩预算[15]，这个预算无疑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紧缩性效果。

其二，强化税收是经济紧缩的又一重要手段。1948年，日本中央及地方税收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25.9%，已创战后新纪录，实施道奇计划的1949年，这一比例被提高到28.5%，创下“明治、大正、昭和年代以来”日本税收率的“最高”纪录。[16]强化征税不仅支撑了超平衡财政的实现，而且直接影响到企业利润和国民消费，使社会资金供给更为吃紧。

其三，停止复兴金融公库贷款业务。如前所述，复金财政贷款是倾斜生产方式时期重要产业资金供给的主渠道，它一方面支撑了重点产业的生产恢复，一方面又助长了通货膨胀的蔓延。道奇认为，政府投资很难产生民间投资那样的良好效果，“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17]，因此断然下令停止复金新增贷款，并限期收回放款。结果仅用一年时间，复金的千余亿日元债务便全部还清。

应该说，以财政预算为主的上述三项措施，构成了道奇计划下经济紧缩的主格调。对此，以往的研究者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问题在于下述的四项缓和措施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有些论者甚至囫囵吞枣地将之列入“紧缩”名单。这四项措施是：

其一，维持财政补贴。1949年3月，道奇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对日本经济的看法，他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现在（日本）采取的国内方针政策，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日本经济如同踩高跷（竹马）一样两脚不着地，高晓的一条腿是美国援助，另一条腿是国内补贴金。如果这两条腿抬得过高，就有跌倒而折断颈骨的危险，因此有马上斩断之必要”[18]。这就是道奇有名的“日本竹马经济论”。许多人只是鉴于道奇这番话，便把斩断这两条“竹马”之腿也视为道奇计划的主措施之一。然而史实并非如此。

在1949年度财政预算中，各种补贴金总额破纪录地达到2149亿日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5%。据载，大藏省最初的方案是，新年度价格调整费仅700亿日元，但经道奇修改后，一下子提高数倍。当然，道奇的补贴金预算中包含了贸易补贴金。尽管如此，该年度的贸易、价格补贴费仍比上年度的两项支出总和多出46亿日元。[19]在补贴金问题上，道奇所做的只是将以往“看不见的”贸易补贴正式编入预算，并未使出“马上斩断”的绝手。

其二，增加对日援助。这一点与国内补贴金的处理方法类似。道奇计划实施前，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确曾表示过日本经济若不实现稳定便停止对日援助的强硬态度，但同时也许诺只要日本经济稳定，援助行将继续。看一下美国对日援助的变动情况便知，其具体数额是：战败至1946年1.93亿美元，1947年4.04亿美元，1948年4.61亿美元，实施道奇计划的1949年5.35亿美元。[20]显然，事实与道奇的有关言论相反。

尽管如此，并不能因此说道奇在补贴金和美援问题上立场模糊。从长远观点看，其本意确要砍断这两条“竹马”之腿，而现实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稳定。在此意义上说，暂时保留乃至加长这两条“竹马”之腿虽属权宜之计，但亦与实现稳定的目标并行不悖。这里体现了一种即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政策与策略的关系，或许可以认为，这正是道奇的经验之所在。

其三，设立美国对日援助回头资金。实施道奇计划前，美国对日援助已逾10亿美元，但是这笔收入多未回收，有限的回收款也被纳入贸易资金特别会计中，既不明确，使用上亦多不当。1949年，在道奇主持下特设美援回头资金特别帐目，规定该项资金用于“直接而迅速地偿还政府债务及作为经济重建发挥作用的资本投资”[21]。同年，该项会计的千余亿日元资金一部分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另有数百亿日元用于产业投资，从而实际上一定程度地弥补了复金贷款停止后财政投资的空白。

其四，金融缓和。道奇计划下货币供给与资金流动状况的特点是财政紧缩、金融缓和。黑字预算与复金国债的还付，造成841亿日元财政资金还流，社会流动资金减少，企业普遍感到资金难，怨叹之声日甚。如果任其下去，势必影响生产，进而引起就业减少、社会不稳。结果，从1949年6月起，在财政紧缩的同时，金融政策大为缓和，日本银行利用政府还付的大笔复金债，通过城市银行扩大对民间的贷款，并多次降低放款条件（如缓和高利率限制、降低贴现率等），积极参与国债、公司债的市场买入操作，组织协调融资等。同年日银新增放款额达829亿日元，与财政还流资金额大体持平。应该说，在道奇计划的紧缩之年，之所以仍能保持一定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与这种“财政还流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再次放出”[22]的金融缓和政策直接相关。

对当时的金融缓和措施，道奇似乎没有发表什么公开言论，是否得到他的同意尚无从考证。但可以判断他至少采取了默认态度。不过，当1949年底至1950年初银行普遍出现放款过多现象时，道奇及对日占领当局终于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警告。

上述“三紧”措施也好，“四缓”措施也罢，都是道奇根据日本经济的具体情况开出的处方。即根据“病人”的诸多症状，有的“一刀割除”，有的缓而治之，但中心目标是明确的，即一切为了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道奇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现经济稳定的即期目标，更大的意义在于要改变日本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实现经济机制及体制上的“转轨”与“接轨”。